文 / 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整個禪宗持續著一場戰爭，對抗意義褻瀆。我們知道佛教破除一切肯定（或否定）的極端思路，勸告人們不可落入以下四種命題陷阱：「這是 A ──這不是 A ──這既是 A 也是非 A ──這不是 A 也不是非 A。」但是，這四種可能性符合了結構語言學所建立的完美範例（A ──非 A ──非 A 及非非 A 〔零度〕── A 及非 A〔複雜度〕）；換句話說，佛教的方法正是堵塞意義的方式：意義的奧祕（也就是範例）變成不可能的東西。
我們所著重的（藉由一種思維技巧的精確、耐力、精煉、智慧，來證明東方思想認為要讓意義失效有多麼困難）是符號的建構，也就是分門別類 (maya)。雖然特別受到語言分類的制約，俳句希望至少可以得到一種平面語言，其中沒有任何東西建立（在我們的詩文當中必定如此）在重疊的分層意義之上，我們稱之為象徵符號的「層次」。當人們說是青蛙的跳水聲讓芭蕉頓悟禪之真義的時候，我們也許可以認為（雖然這種說法的西方味還是太重），芭蕉在這個聲響中所發現的，的確不是一個「靈光乍現」的動機，也不是一種符號象徵上的神經敏感，而比較像一種語言的終止：語言在某一刻停止了（這種時刻需要無數修練才會出現），而就是這種毫無回聲的斷裂，建立起禪宗的真理以及俳句簡潔、空無的形式。
在此，非常直接地否定了思維的「發展」空間，因為並不是要將語言停止在一種沉重、飽滿、深刻、神祕的寂靜之中，或是將它休止在一片靈魂的空無之中——這縷靈魂敞開自身，向著神聖的交流而去（禪裡面是沒有神的）。提出來的問題，不應該在話語之中或話語結尾之處發展開來；要談論的是黯淡無光的東西，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細細思量、反芻，這就是我們建議一個想參悟公案（或是師父說給弟子聽的小故事）的習禪者該去做的事：不是去解決問題，好像它真的有個意義一樣，更不是去觀察它的荒謬（這也是一種意義），而是反覆咀嚼它「直到齒牙動搖」。如此，整個禪宗——俳句只是從中分支出來的文字形式——看起來就像一股龐大的實踐力量，目的是要懸擱語言，切斷這道不斷向我們傳送過來、發自內心的無線電波，它甚至還發送到夢境裡去（或許正因如此，我們不讓坐禪眾打瞌睡）；也是為了掏空、麻痺、抽乾靈魂裡那股不可抑制的喃喃喋喋。
或許禪宗稱之為開悟的概念，西方人只能用一些略帶基督宗教色彩的字詞（靈悟、天啟、直覺）來解釋，它只是語言突如其來、令人惶恐的中止，這道空白抹除了符碼對我們的統治，這陣內在頌音破碎了，構成我們的人格。如果這個非語言狀態是一種解放，那是因為，在佛教徒的經驗中，第二層思考（對思考的思考）的增生蔓長，或者說多餘符旨的無限增補——這是一個循環，在其中，語言擁有自身、以自身為模範——看起來像一種凍結、阻礙：反而要藉斬除第二層思考，來打破語言的無限惡性循環。在這些經驗當中，似乎不是要把語言粉碎在那不可言喻的神祕寂靜之下，而是去斟酌它，讓言語的陀螺停止轉動——這顆陀螺在旋轉之間，讓人沉迷於符號替換的遊戲之中。總而言之，遭受攻擊的目標，是做為語義操作的象徵符號。
俳句用我們難以想像的方式，細心處理語言界限，因為它並不是要求精簡（也就是說，縮短符徵，卻不降低符旨的密度），相反地，它甚至要去影響意義的基礎，以讓這個意義不消散、不內化、不含蓄、不脫離，也不會漂流在漫無邊際的隱喻海洋、象徵界域之中。俳句的簡潔並非出於形式的要求，也並非縮減為一種簡短形式的豐富思想，而是一個突然找到適合自己形式的簡短事件。斟酌語言是西方人最不適合做的事，倒不是因為他們創造出來的文字太長或太短，而是因為整套西方的修辭法，讓人們在使用符徵與符旨時，不免分配失衡。不是把符旨「摻和」在符徵喋喋不休的浪潮之中，就是「深化」形式，將它帶往內容的隱晦地帶。
俳句的精確度（並不是對真實的準確描摹，而是符徵符旨的和諧一致、消解的邊界、經常超越或穿透語義關係的墨痕及縫隙），顯然含有音樂的因素（意義的音樂，不盡然是聲音組成的音樂）：俳句有著如音符一般的純淨、完美、空靈，也許這就是為何要吟讀它兩次，像回音一樣。這般精緻美妙的語言，你若只讀它一次，那就是將一個特定意義灌注於完美狀態的驚喜、觸點、瞬間感之上；你若多次讀它，那就表示你假設意義必待挖掘，並且要去揣摩那番深刻；在兩者之間，既不獨特也不深刻，那陣回音，只是在意義的無效之下畫出一條線。
※ 本文為麥田出版社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符號帝國. pp.160-164，文章標題、排版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