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利安 (François Jullien)
一開始哲學確實在慶祝相合，即事物完美地相符，正如幾何學嚴謹概念所指稱的「最初的相合即完全貼合」。對思考而言，這種完全的接合才是令人滿意的，也是理性探索的目的。我們只要想起真理的古典定義，即「思與物相符」（拉丁文：adequatio rei et intellectus），就可明白。在古典思想裡，的確有「與其相符」的想法，譬如與「存有自⾝」或與神這個偉大客體相符的想法：也就是（柏拉圖的主張裡）與存有本體的結構相符，或（神學裡）與神的命令相符。或者（斯多葛學派強調的）與大自然相符：「符合自然」被當成重要的智慧名句來宣揚，該學派認為想法本⾝符合其所投出的目的，即「至福」；這就是斯多葛學派的相合事實。於是，古典思想的傳統被豎立成不可透視的宏大相合系統。卻有不可能與其相符的事物，那就是「生活」(la vie)。或者說，生活不與生活相符 (la vie ne coïncide pas avec la vie)。因為一旦抵達相合狀態，情勢就無法再被超越了，也就停止發展了；相合固定不動了，不再有任何變動的餘地，它會堵住發展而使情況麻痺。亦即相合被填滿，不再運作了，不僅其所滲出的正面性堵住生活的展開，尤其是生活的本質就是生活不會與「自⾝」相符，因為生活的本質就是生活沒有「本⾝」，也就是沒有具有實質的「存有」、「自己」。原則上生活是去—相合性的，這就是為何（也因此）它活著 (elle «vit»)。
人「有了」意識，不就表示人面對當下情況時拉開了間距，甚至敲破了該當下？我們也應該問，胡塞爾是否如他之前的歐洲知識論那般誤以為意識活動能力不是意識到和「悟到」（英文 to realise 的意思），他還埋藏了意識力就是「悟到」這個真相。或說，當我們把人的意識定義為「理性當下在場」（如黑格爾說的 "das unmittelbare Dasein des Geistes"），我們不就立即錯過人的意識活動，因我們把它歸入理性權威之下而使它附屬於知識？此後哲學的確無法避免這個令人尷尬的問題：難道我們不是經由與相合性的理性邏輯脫勾，才能「意識到」？所以必須使這兩者對立起來：如果說理性的目標是相合，那麼意識就是透過去—相合來操作的。佐證：藝術確實如此進行（超現實主義使該操作系統化，反而因此陷入萎縮），精神分析治療也以其為目的；襌或俳句所提供的實例也為其做證。
沒完沒了的分析讓人感到疲憊，人們或許希望有天能確定地進入相合狀態：即進入某客體內部，「以便與此客體的獨一無二性（因此是不可表達的事物）相符」（柏格森說）。當「分析」的視角不斷地增加，為了補充總是不完全的呈現，也許有人因此希望透過「直覺」這個簡單動作來「與事物相符」，而「與事物相符」。這是形而上論會表達的合理野心。然而，透過直覺的相合不會比透過反思的相合（這是古典哲學的目標）更可能做得到。或者說，上述論證若仍顯得太抽象，讓我們來看看最熟悉的經驗：我是否能與我正在看的小說人物「相合」呢？小說家可盡興地刻畫他筆下的主人翁，他說話的語氣和神態及行為模式，「但這一切都比不上我片刻裡感到與主人翁情投意合。」（還是柏格森的話）因為此刻「該人物突然完全給了我」，我不再必須不斷以這個想法來滋養自己，卻「永遠也達不到」。「唯有與那位主人翁相合，我才享有絕對。」然而，這不正是人最主要的幻覺，而且形而上論是建立於該幻覺上？與「事物」相符──因此必須使此物靜止不動，把它隔離出來，把它卡住，使它不再越出──不就是抗拒該物的「能力動因」？（柏格森主張的「運動」不就於此自我否認？）這就「錯過了生活」，因為把生活「物化」了（物化之後才能把它隔離出來），而扼殺了體驗的經歷（tuer l'expérience de l'expérience）？
其實被高調籲求的相合只是一種思想幻覺，第一個理由其實是關乎「生活」，但被掩蓋著。我們不可自欺：我們所以為的理性相符，其實正如尼采所看到的，只是一種生存上的適應，不是嗎？在「真理的基礎是相符」這種掩蓋之下，難道不是我的生理狀況當下感到滿足、感到安穩舒適的階段，我因此從體驗裡萃取出來，而把它做成一個理性上「永恆的」真理？甚至在我體驗的最基本層次上，即就「感知」而言，在我與世界之間不可能有本義上的相合。甚至我的視覺無法擁有自己，它逃入我看到的事物裡而永遠不會自我完成。我眼前的東西總是保有一個不可見的邊，或說我只看到幾個「側面」（現象學家喜歡這麼說）；梅洛—龐蒂說：「我的⾝體就像我感知上的導演，戳破了我的感知與事物相符的幻覺。」在最佳情況下，與事物的每一個相符只是局部的，稍縱即逝，不是嗎？此外我們還能使用「物」(choses) 這個存有本體論裡無法根除的古老用詞嗎？
對我自己而言也是如此，既然我存在於某個時段，我受到時間的拉扯，我的當下既不會固定不動，也不會孤立出來，它總是被未來和過去越出，也就是說我總是在移出「我自己」。同理，在我與他人之間不可能有相合，既然我們的體驗從來不會完全吻合，我們個人獨特的視角就不會絕對地相符；也許「我思」最終使我只「與神」相符，
「神」的作用的確就在此。然而，我們在此必須看到的，不是我們經驗上的無能，而是「把我們的體驗提升為經歷」的事物。1正是因為我不會和其他人相合，我才能「伸向」他們。就如同我不會和世界相合，我才能向世界「敞開」。或說，正是因為我和自己不會相合，我才因此處於生活的「張力」裡。
亦即在「我」和「世界」、「我」與「其他人」、「我」和「我自己」之間沒有固定不動的面對面，得以容許在邏輯上建立任何相合。這些元素在其內部自行越出，並且互相越出，生活因此能「活躍」。它們未順從存有本體思維的希望，而自行縮減成（固定不變的）實體，相合需憑藉存有本體的思維，才得以形成。這就是為何以存有本體論為基座而建立在相合之上，並使相合成為大寫真理所擔保的古典哲學，現代思想盡一切所能地要抛掉它，以「人世間會轉動的遊戲」（德文：Weltspiel）2取代了定錨於存有本體的相合。古典繪畫的合法性來自它符合自然（亦即相似），至少原則上如此；現代派畫家則拆除了甚至粗暴地打破了為人們認可的相合：現代派畫家使其作品中的形象脫離該相合（即相似），是為了避免「不見」(désapparaître) 這個後果（存有本⾝就受困於此「不見」），並促使人的意識看到該形象。換句話說，必須揭發在場的幻覺 (l'illusion d'une présence)，此幻覺以為人們可以圈劃出該在場並保有它，而且形而上學過去就憑它而立。去—相合把相合趕下寶座，但是它並非其他概念當中的一個，而是與思想和行為的整棟傳統建築保持距離，它用另一種機制取代了真理機制，原則上就能證明它的「操作藝術」所含的創新力道。
此外，我們可用去—相合概念來分辨思想史裡的兩個年代：第一是我們所謂的「古典」時期，人們在這時期安置了一個重大的客體或說參照（存有本體—神—自然），人的思辨必須與其相符；第二是「現代」，這時期相合的客體已被拆除，人的思考（以及繪畫）被解放之後就被迫出去探險：從此以後它們的發展只來自內在需求、間距和張力、側影和視角、反射和錯位，它們只用產生的效果來自我合理化，沒有任何其他的外來目的成為它們要符合的對象（標準）。除了上述歷史發展之外，去—相合概念也質疑哲學面對自⾝及其更新的能力。哲學在每個時代有多少能力可以脫離其本⾝已安排的相符？也就是說，哲學與自己做出去—相合，為了「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這是哲學向來給自己的目標），而不是以教條在思考的相合裡自閉。在多大程度上，哲學能確實地和已經提出的議題、固定下來的對立項、沉溺萎縮的交替，也就是和思維事先的期待打開間距呢？所有的觀念化之前的、被質問過之前的內容，早就高牆四築地圍著哲學了。哲學的「返祖現象」正好和它的志向相反，該現象繼續使哲學擺在思想裡有明確座標之處，留在它探索問題的場域內部，它因此對自己有爭議的事感到自滿而變得貧瘠了。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不可能在「完全空白的頁面」(page blanche) 上開始思索。
我們都知道，二十世紀末的思潮極力籲求走出存有本體的語言脈絡、終結存有本體論的掌控，並與西方邏格斯中心論斷絕關係。然而，我們如何確實地「走出」我們的思維？這可能嗎？更準確地說，必須事先拆解該思維並使它失衡，亦即在上游與它拉開間距，透過小小的移動來和它錯開，也就是逃脫它的理路、脫離它的黏著，即與其做出去—相合，才能開始重新「以不同的方式思索」，不是嗎？以我個人為例，我的學術研究歷程始於古希臘文，我繞道中華語言和思想，這當然不是（有必要重複說嗎？）出於對希臘文的厭倦（反而是更喜歡它），也不是因為受到某個（異國情調）他方的誘惑，或對中國的熱愛（我在此點上不同於眾多漢學家），而是出於「去—相合性的策略」：為了使出名的「希臘遺產」（如黑格爾說的：哲學「是希臘的」）產生裂縫，並試圖解開它。從中國這個他方返回到哲學最內層，回到它隱而不言及其「未思」裡，這就是企圖暗中從遠處、從旁側擊地在思考裡「重新打開可能性」。在當時，這樣的思想工地很可能很難在哲學裡受到認可，因為它看似「非典型的」，所以是邊緣的，位於合法的邊界。人們在該思想工地上無法立即找到重要的領域分布、重大的立場和議題，而「哲學性的」卻都印上那些戳章。我們知道，在宿命上，去—相合不得不有耐心，才能形成氣候，即使不被接納，但至少相當程度地被包容。
當人們想開闢某個未來時，常會說面臨「轉折點」或「岔路」。思想或歷史中的岔路，在面對當今的緊急狀態時，這個概念尤其被人接受［圍繞著貝爾納．史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亦即從一個方向進入世界，努力從另一個方向走出死胡同。但是這個概念不也留在外部，仍掩蓋「方向轉變」之所以可能出現的條件，不是嗎？因為在上游必須啟動什麼，「間距」才能開始脫離已投入的方向以及那些自證為正面的相符（此相符製造了它得以「適應」的理路）？不管自己如何不願意，也許在還未察覺之下，至少我們不想再次掉入我們已脫離的道路。因為只有事先敲破並拆除插滿路標的相合，才能真正「逐漸地」開啟另一種選項。人們也可能援引「斷裂」，使用敲破而強加自己給眾人的一種「撃穿」手段。然而，在此必須說明，那是從情況內部做出的，由此可能產生斷裂而導致瓦解，以至於該斷裂不會賦予自己不切實的因果關係，或人為地強迫斷開。「斷裂」、「岔開」終究是戲劇性的。如果我們想越過創造與毀滅、革命與復辟這類古老對立項，不想再無力地說著「創新」(Innovation)，那就應當以去—相合來進行思考，去—相合能重新打開可能性，更實在地「重新變得可能」(re-possibilisation)。
※ 本文為黑體文化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重新打開可能性. pp.93-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