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倫・傅拉瑟 (Vilém Flusser)
工業設計中的倫理？
然而，物的道德問題，設計師的道德和政治責任問題，在當前形勢下有了新的意義﹙甚至有急迫性﹚。對此至少有三個不同的原因。
首先：不再有制定規範的大眾。儘管威權機構仍然存在﹙宗教、政治和道德性質的﹚，但是他們的規則再也無法被信任：他們的工業生產力令人懷疑。因此，人們越來越不相信權威，尤其是因為通訊革命摧毀了我們至今已知的公共領域。他們的能力受質疑，因為工業生產變得極其複雜，任何類型的規範都容易被誤以為太單純了。每個威權主義因而變得很無能，它們的規範的普遍化也往往會阻礙工業進步或導致混亂，而不是提出任何準則。科學是唯一大抵上完好的威權。然而，它總是聲稱進行價值中立的研究，因此儘管提供了技術，卻沒有道德規範可言。
其次：包括設計在內的工業生產，已經發展成一個吸收來自不同領域資訊的複雜網路。製造商可用的資訊量遠遠超過了個人記憶的容量。即使使用人工儲存方法，仍然會遇到如何篩選資訊加以處理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在由人力和人造物組成的團隊裡合作無間；結果因而不能歸於一位作者。由此可見設計過程是由高度分工組織而成的。由於這個原因，不再有個可以為產品負責的人。即使有制訂規範的威權，也沒有人會覺得自己受限於這些規範。這種遵循生產過程邏輯在道德上的不負責任，如果未能就某種設計的道德規範達成一致，也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出有道德上應受譴責的產品。
第三：過去人們默認產品的道德責任在於其使用者。如果有人用刀子刺傷了別人，那個人必須獨自承擔全部責任，責任不在於刀子的設計者。因此，刀具的結構設計是某種無關倫理的、價值中立的活動。然而，今日的情況已不再如此。許多工業生產是由自動化設備執行的，讓機器人為產品的使用負責是荒謬的。
那麼當機器人殺人時，誰應該負責呢？機器人的設計者、刀的設計者，還是編寫機器人程式的人？難道不能把道德責任歸究於結構設計、程式編寫或生產中的錯誤嗎？那麼將道德責任歸於製造機器人的工業部門呢？或者也許究責整個產業界，甚至是產業所屬的整個體系？
換句話說：如果設計師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導致完全不負責任的後果。這當然不是個新問題。一九四五年，當提出誰要為納粹反人類罪行負責的問題時，這點變得非常明顯。在紐倫堡審判期間，發現了一封由德國實業家寫給納粹官員的信。在信中，這位實業家溫文儒雅地為他的煤氣爐設計不良請求原諒：沒有一次殺死數千人，而只殺死了數百人。紐倫堡審判和後來的艾希曼審判都清楚表明：一、不再有任何適用於工業生產的規範；二、沒有單一的罪行發起者；三、責任被淡化至此：我們實際上的情況是完全不必為工業生產導致的行為負責。
不久之前，伊拉克戰爭又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儘管情況不若納粹那麼荒謬而殘暴。那裡的死亡比例如下：每一個盟軍士兵死亡就有一千名伊拉克人死亡。這個比例是透過卓越的工業設計實現的。符合目的、科學的準確性以及在美學上讓人印象深刻的設計。這裡涉及任何倫理或道德﹙更不用說政治﹚責任嗎？想像一個畫面，一名飛行員在空襲後從直升機上下來，並且立即與電視記者交談。他還戴著頭盔。當他轉向記者時，直升機上的砲口轉向同一個方向。他的頭盔與機槍炮同步，他的眼睛在指揮攻擊。現在誰要為這個後工業直升機和飛行員的複合體負責，又是誰要為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導致的行為負責？是否有任何一個可以想像的權威機構能夠判斷這類行為——無論這個權威是法官、牧師、國家或國際議會、工程師還是複雜體系分析專家？
如果我們做不到——超越所有意識形態——至少也要找到方法解決設計當中的倫理問題，把納粹主義、伊拉克戰爭和類似事件都表述為破壞和自我毀滅的開始階段。我們開始質疑自己的這個事實，提供了我們懷抱希望的理由。
※ 本文為商周出版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3). 設計的哲學. pp.4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