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選舉的投票率應該是多少呢？正常來說，一場選舉的參與投票者，大約只占總投票人口的 6 成到 7 成。而且根據各個國家間的選舉制度不同，投票率也有著些許波動，數值平均大致維持在 5 成多至 8 成的區間內。近 40 年來，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的選舉投票率都開始穩步的下降當中，其中影響的因素繁多，例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會氛圍等。而台灣近二十年的選舉投票率，也一樣是在上述的波動區間之中，平均大約在 7 成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在台灣的總投票人口中，仍有 3 至 4 成，約 580 萬至 780 萬人的可投票公民，並沒有參與選舉投票。
當然，這不能說明這些約 580 萬至 780 萬的可投票公民，就完全沒有參與政治。其中包含部分公民，仍是有進行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方式去參與政治，例如：討論政治議題、關注民調選舉、收看政治新聞及節目、參加申請政策或抗議的遊行，或是於報章雜誌或社群媒體上發表自己的政治看法等。也包含著完全不關注任何有關政治活動，以及政策實行走向的公民。而我們常將後者這種完全不參與政治之公民的行為，稱為「政治疏離」。
現今台灣社會為何會產生「政治疏離」的現象，或著不參與政治的情況出現？已經有不少學者針對這個問題提出可能原因。例如：
當民眾對於政府決策的失序感越高時，容易加深民眾對於政治事務的疏離，進而影響到民眾對於參與政治的意願，使民眾對於投票與競選等政治活動的參與較為消極。1
此外，性別、年齡、族群、職業區別、經濟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差異，也是會影響著公民是否去關注以及參與政治事務。
但這樣的「政治疏離」現象，以 20 世紀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的思想理論來看，並不值得再持續發展下去。
而且在鄂蘭的觀點裡，「行動」更接近於古希臘式的在公民廣場發表的談話，公民藉由行動來影響其他人，其他人又會再去影響更多人，行動如同水滴激起漣漪一般推動下一個行動、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或許鄂蘭反而會更推崇公民以投票以外的方式去參與政治，比起投票有限的選擇，以及因為多數決投票而導致一部份人的意見不能得到伸張，其他的政治參與模式如：在報章雜誌刊登、發起或參與集會遊行等方式，或許更能彰顯每個個體所想表達的自我，並且能更直接地發揮個人的政治影響力。
儘管上段說明了不投票在鄂蘭的觀點下似乎不成問題，我們依然需要解釋為何鄂蘭會認為政治疏離是應該避免的？於是我們就必須繼續追問：「政治活動最根本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鄂蘭為我們指出了存在與表達之間的一種特殊關連。既然政治活動是有關一切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事務，而人與人在共同處理他們的問題時，依靠的便是言說的答辯以及種種能表達自我的行為。無論是以答辯說服他人、談論條件或是以實際行為影響他人，我們唯有透過表達自己的意見，才有更多的機會，以自己的力量在群體中實現目標，否則就必須被動地接受來自他人的約束。也就是說，鄂蘭意義下的自由，就是能積極地在人與人之間讓自己的行動原則能最大的發揮，也就代表著能夠最不受限地與他人一起存在，因而能夠達到自由。3
接下來讓我們設想一個較為生活化的例子。即將來到午餐時間，一群人準備一起去聚餐，於是開始決定大家要去到哪一家餐廳吃飯？討論過程中，多數人都參與討論，提供自己的意見去贊成或是反對，並說明理由為何不選擇去某餐廳。但也會有少數人完全不加入討論，不發表任何意見及想法，但最終還是會對於其他人討論出的結果感到不滿。在此，挑選餐廳以及多數人去參與其過程就如同是鄂蘭理論中所言的「行動」表現，類似於「政治活動」和「政治參與」，而這些少數人的行為就如同前面所述的「政治疏離」現象。
有關實際的政治活動，以台北市士林區的社子島開發案舉例。2016 年 2 月 27 與 28 日在台北市政府提出的三個開發方案及一個不開發方案，當地居民進行對開發方案選擇的 i-Voting 投票。但兩天的投票下來，當地居民的投票率十分不理想。當時，具有投票權人口共有 1 萬 4,478 人，但結果只有 5,091 人投票，投票率僅 35％。雖然最終結果以第二個開發方案：「生態社子島」獲得最多票數勝出，但當地議員陳重文表示：
去投票的大部分為建商、開發商，他不認為投票出來的結果可以代表社子島居民的聲音，因此參考價值很低。他認為，多數居民認為，現況同一門牌下住了好幾十戶，未來開發後如果換回的空間不夠這麼多人住，該何去何從？市府所提的方案並不符合居民需求。
同時，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銘祥也表示：
社子島 i-Voting 本來就不具有法律效益，對於結果市府還是可以當作參考，但強調不能主張「多數同意」。未來市府應該要徵詢更多意見，多與民眾溝通。4
藉由低落的投票率，也可以看出當地居民仍是有許多人並沒有關注開發案的走向。或是可能對於開發案的內容或是對於政府尚未協調到當地發展的細節，只是指出開發的大致走向，仍有感到不滿之處的情況。使得投票結果表現出民眾大多是「政治疏離」。以鄂蘭的觀點來看此處小範圍的地區開發案投票結果，可以看出當地居民不去參與政治活動，也就無法讓自身及群體之間的行動原則得到最大的發揮，無法獲得自身的自由和群體的自主。
另外，再舉例一個在不同國家政治活動的例子。在 2020 年，馬來西亞全國人口為 3,238 萬 5,000 人，其中約有 690 萬華裔公民，是馬來西亞公民中的第二大民族。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是馬來語，且在所有的官方事務都必須使用馬來語的情況下，馬來西亞依然還是中國和台灣之外使用華語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其緣由除了環境因素外，馬來西亞是中國和台灣外唯一擁有完整從小學到大學的中文教育制度的地區，但是從中學開始的中文教育學校都是屬於私立學校，而它們是不受政府經濟資助的。在馬來西亞的中等教育體系中，大部分華裔家長爲了讓他們的孩子能夠得到良好的中文教育，選擇讓孩子就讀以華語作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私立中學「獨中」。而在獨中的教育機制中，高三生需參與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考試，簡稱「統考」，其所頒發的文憑則稱為「統一考試證書」或「統考文憑」。然而統考文憑在馬來西亞是不被政府承認的。
統考文憑不被承認意味著，這些持有統考文憑的畢業生無法通過這份文憑去馬來西亞的公立大學深造，只能選擇國內的私立大學或前往海外繼續深造。對於大部分華裔家長來説承認了統考，除了是給他們的孩子更多升學的選擇以外，這也是讓他們願意給孩子就讀獨中的額外保障。在「承認統考議題」中，目前在馬來西亞各地 61 所獨中負責運作的主要機構——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簡稱「董總」），扛起了與政府和各黨派協商這項議題的重擔。由於董總是非盈利機構，而它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是來自出版課本的售賣、統考報名費和樂捐來運作的。5
因此，就算是「政治疏離」的家長，由於幫助董總就相當於支持統考的承認這也就符合了他們的個人利益。就算是不主動對政府政策發表意見的家長們也能透過最簡單的樂捐方式，在經濟上資助董總的運營，在董總「承認統考」的政見上提供援助。讓董總在承認統考的訴求上不會敗陣，就是他們最實際的政治參與方式。而在鄂蘭的理論中，上述的例子顯示了個人在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動中，對于改變政府的教育政策中也可通過這種微小的政治參與方式來展現出個人意志。
儘管主張人們必須以積極的作為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鄂蘭也承認大部分人並無法花上所有時間參與政治，因此最有效率的方式當然還是藉由自己的政治活動，選出合理的政治菁英們進行統治6。當然現實裡會有種種因素容易導致政治疏離，但鄂蘭嘗試指出的是，政治活動並不只意味著投票以及上街遊行等等，重要的是意識到行動與自身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關係，進而能夠在生活的各種微小機會嘗試表達個人的意見。像是在馬來西亞統考的例子中，無論行動的家長本身熱不熱衷於政治，他們的行為卻是實在影響著政治的行動。
但若仍有大數量的人不願為自己的利益發聲、不抱有積極實現自己目標的意願，就會出現有如社子島例子裡的情形，若不是議員站出來對投票結果進行批評，開發案極有可能變成只由建商以及相關利益人士決定方案，而無法彰顯民眾的意願，還可能反過來對民眾的權益造成傷害。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鄂蘭會反對政治疏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