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宏一
《周易》一名《易經》，簡稱《易》。它被古人尊為群經之首，在中國思想史上有極崇高重要的地位。古人認為「經」書都是可以傳諸久遠的權威著作，記載的都是一些經天緯地的大道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都是亙古之至論、不刊之鴻教，是無可懷疑，也是不可更動的；又因為它們的構成和流傳，都和大聖人孔子有密切的關係，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修《春秋》，贊《周易》，在中國文化史上有極崇高重要的地位，所以每一本經書後來都不斷有人加以注疏，解釋其文字詞語，闡述其內容大義。這些注疏闡述經書要義的著作，前人就稱為「傳」。像孔子所編定的《詩三百》是「經」，《毛詩》及《魯詩》、《韓詩》、《齊詩》三家詩則是「傳」；像孔子所修撰的《魯春秋》是「經」，《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則是「傳」。「經」自「經」，「傳」自「傳」，「傳」是用來解說「經」的，二者有所不同。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易經》，早已不是《周易》的原始面目，它除了春秋時代以前古本《周易》原有的經文（有人稱之為「古經」）以外，已經混合夾雜了孔子及其後學（包括戰國以迄秦漢間的儒生）所撰述的一些解「經」的「傳」文，即所謂《易傳》七種十篇，也稱為「十翼」。因此我們今天所說的《周易》或《易經》，其實包含狹義和廣義的兩種。
狹義的《易經》，是指孔子以前、西周初年所流傳的《周易》「古經」。它以卦為單位，主要包括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形符號，以及配合這些卦形符號所作的卦辭和爻辭。它的構成，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圖形符號，一是解說文字。
圖形符號是由陰爻（⚋）與陽爻（⚊）兩個基本符號所構成。陰陽二爻，代表宇宙間一切既相對又相依、既相反又相成的事物和現象。包括天地、日月、寒暑、晝夜、山川、水火、男女、雌雄、強弱、上下、尊卑、貴賤、剛柔、動靜、明暗、多寡、勝負等等。此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就是最早完成的卦象。
陰爻或陽爻每三畫就構成一個三爻的「單卦」，一稱「經卦」。據說這單卦的三爻，分別代表天、地、人。上「天」下「地」，「人」在中間。不同的「單卦」，後來發展構成八種不同的卦形，此即後世所謂的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創作八卦的聖人，自古相傳是上古時代的伏羲氏。相傳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在觀察天地萬物之後，悟出「觀物取象」的道理，始以陰陽二爻為立象之本，用上述的〈乾〉、〈坤〉等八卦，來「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起初這八卦圖象，只是觀察模擬天地自然界的物體而來，而未及於社會人事。後來發現八卦過於簡易，不足以曲盡形容宇宙萬象錯綜複雜的變化，所以相傳伏羲氏又將八卦分別兩兩重疊，每卦由三爻重疊為六爻，才構成六十四個不同組合的卦形。這就叫做「重卦」，一稱「複卦」或「別卦」。「別卦」的「別」，據楊慎的《丹鉛雜錄》說，當作「咼」，从重八，即重複分了又分，八八六十四之意。
談論早期《周易》的傳本，學者常稱之為「象數」之學。「象」指的就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數」指的就是「初」「上」「九」「六」的爻位之類。它們都是承衍龜卜蓍筮而來。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才能占斷以測吉凶。
六十四重卦的卦名、卦形，都不知經過多少世代的試驗與應用，才逐漸定型，有固定的名稱和排列方式。關於這些，本書第十三章談《周易》的基本結構時，另有專節討論，茲不贅述。
發明六十四重卦的聖人，也有人說不是伏羲，而是另有其人。從漢、魏起，說法就頗為紛歧。例如西漢的司馬遷，說畫重卦者是殷紂時被囚於羑里的西伯（即周文王）；東漢的鄭玄，說是上古的神農氏；三國魏朝的王弼，仍然說是伏羲；而東晉的孫盛，則說是三代之首的夏禹。各有各的主張，卻都沒有充分的證據。
中國文字的記載，最早見於殷商的甲骨文，夏代以前，除了一些出土古器物上類似數字符號的簡單圖象之外，很多事物的傳述，應該只能依靠口耳相傳，而非見於文字記載。因此像《玉海》所引《山海經》說的：「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按，指神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這一類的傳說，質之文字的起始，應該都只是一些美麗的臆測。宋代學者（像邵雍）所談的《河圖》、《洛書》等等圖書，那是另一回事。下文還會談到，茲不贅論。
也因此，上述是誰發明重卦的說法之中，司馬遷的主張，最受後人肯定。漢代像班固、揚雄、王充等大學者，都表示贊同；唐、宋以後，採信其說的，同樣大有人在；至於近現代的學者，則雖亦採用其說，卻又多以為非周文王（西伯）一人一時之作，應是歷經多人多時，至周文王時才完成。換句話說，古今學者大多以為：始畫八卦的是伏羲，但六十四卦的完成與應用，應該是在周文王之時。有人說是「至晚當在殷代」，有人說是「西周初葉」，「不會晚於西周中葉」。1
大概到這時候，六十四卦的組合，才由天地自然界觸類引申到人類社會的種種事物上面。例如「上經」從〈乾〉、〈坤〉二卦即天地開始，是以天道為主；「下經」從〈咸〉、〈恆〉二卦即男女夫婦開始，是以人道為主。又如很多卦名，例如〈泰〉、〈否〉、〈剝〉、〈復〉、〈損〉、〈益〉等等，已非取其物體的形象，而是取其抽象的特徵。簡單的說，已由「天道」觸類引申到「人道」上面。原則上兩卦為一組，而各有其不同的象徵意義，這就叫做「立象明意」或「借象喻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所說的「觸類可為其象，含義可為其徵」，古人所謂的「象徵」，就是指這一類的取象方式。上文所說的《周易》「古經」，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示象」。先就萬物形體取象立象，即所謂「觀物取象」；然後借象以言志表意，即所謂「借象喻意」。
至於解說文字的卦辭和爻辭，各自分繫於六十四卦相應的圖象符號之下。卦辭每卦一則，旨在總括全卦的寓意；爻辭則每爻一則，分別用來揭示該爻的旨趣所在。卦辭爻辭的出現，古人大多以為應當與「重卦」的時代同時或稍後，所以認為創作者是周文王。但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第四》引述馬融、陸績等人之說，以為有些爻辭述及文王死後之事，因此主張卦辭為文王所作，而爻辭則出於提倡禮樂文明的周公之手。
近現代的學者，參考新出土的文獻資料，質疑舊說的，不在少數，但除了主張「應非一人一時之作」以外，總的來說，並不反對《周易》「古經」在殷末周初大抵已經著成。《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平公派遣韓宣子訪問魯國，在曲阜「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以及孔子晚年喜《易》並用以授徒等等這些史實，都可以證明：在文王、周公之後，至晚在春秋孔子生前，《周易》「古經」的傳本已經問世。
這些卦辭爻辭的著成，原是由「觀物取象」而來，但著成之後，其表現方式則在於立象以明意，或者說是借象以喻意。不但用卦形符號來給予暗示，而且還用簡短有限的文字來作吉凶占驗之詞，揭示卦爻大小象中所寄寓的道理。
卦爻辭的出現，使《周易》由抽象的卦形符號而開始與若干語言文字相結合，由卦象隱晦的暗示而逐漸轉為文字的表述，可以使讀者明白每一卦爻比較具體的內容與含意，尤其在「觀物取象」進而「借象喻意」之後，透過大家生活中所習聞慣見的一些事物，使卦爻所要表達的象徵意義，更為鮮明生動，也因此使《周易》由卜筮之書可以朝向哲理的著作發展。這當然和中國文字的敘述表達方式，由甲骨文而鐘鼎文的逐漸臻於成熟，也有關係。
因為下文（例如第十三章）對卦爻辭還有一些補充說明，所以本節的討論，先到此為止。
廣義的《易經》，除了上述狹義的《周易》「古經」之外，還包括《易傳》七種十篇。這十篇著作，合稱「十翼」，相傳是孔子所撰述，全是為了闡釋《周易》「古經」的義理而作。
為了便於下文的論述，茲先簡介《易傳》七種十篇如下：
（一）《彖傳》（上、下）：配合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分為上下兩篇，旨在解釋六十四卦的卦名及卦辭。卦辭，一名「彖辭」。彖，是「裁斷」的意思。《彖傳》就是用來裁斷全卦大義的解釋文字。解釋時，通常會指出主爻所在，並藉上下二體的卦象來釋其體例，言其主旨。
（二）《象傳》（上、下）：也配合上下經分為上下兩篇。象，兼指形象及象徵。分大、小象傳：《大象傳》用來解釋六十四卦的卦象，每卦一則；《小象傳》用來解釋三八四個爻的爻象（如果加上〈乾〉、〈坤〉二卦的「用九」、「用六」，則為三八六個爻）。前者多依上下卦體言其象徵意義，並常推及人事，而以君子言行為喻；後者則多依爻位及爻性，言其吉凶禍福。
（三）《繫辭傳》（上、下）：繫辭，原指附繫於「古經」卦形符號下的文辭而言，可以包含卦、爻辭，此則專指孔子對《周易》「古經」大義所作的種種闡釋。其中包括：辨析陰陽之理，解釋八卦之象，以及成書年代的推測，觀物取象的方法，等等；還特別列舉十九則爻辭，說明占筮略例及其象徵意義。因著成年代不同（或因篇幅較長），亦分上下二篇。有人以其有比較明確的哲學觀點，視之為早期的《易》學通論。
（四）《文言傳》：此所謂「文言」，是指「文飾之言」，「依文而言其理」，對〈乾〉、〈坤〉二卦的卦辭爻辭反覆推闡，以盡其意蘊。有人認為〈乾〉卦純陽而〈坤〉卦純陰，乃「宇宙之始，萬物之主」，是陰陽變化的根本，其餘各卦則都陰陽相雜，由此衍化而出，所以能明乎此，即可作為其餘各卦釋讀之範例，也因此稱之為「《周易》的門戶」。
（五）《說卦傳》：旨在闡述八卦取象及卦形符號構成的原理。起先敘述蓍草筮占的歷史，展示「先天」、「後天」兩種不同八卦方位的排列方式，然後廣引很多卦象實例，說明八卦取象的意義，及其觸類引申的特色。
有人說《說卦》、《序卦》、《雜卦》三者，原為一篇。但其實三者論述重點並不相同，《說卦》專言象數，《序卦》專言義理，《雜卦》則象數、義理兼而有之。
（六）《序卦傳》：依照上下經編排的順序，說明六十四卦相次相承、相對相因的道理。原則上兩卦一組，所謂「二二相耦，非覆即變」，一正一反，一剛一柔，饒有辯證意味。不但可以合觀其整體大義，而且可以分辨其推演變化。例如以〈乾〉、〈坤〉二卦居上經之首，以〈既濟〉、〈未濟〉二卦為下經之終，有人即以為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
（七）《雜卦傳》：與《序卦傳》相對，可以合讀。原則上亦以兩卦為一組，卻不依照原有的排列順序。所謂「雜揉眾卦，錯綜其義」。重新編組之後，顯示出對舉的兩卦之間，卦義雖然往往相反，卻仍然有其一定的變化規律。杭辛齋《學易筆談》說「雜」字指「陰陽相雜」，但「實兼文章二字之義」，表示它文采華美。2 最明顯的特色，在於每一組合都用一個精微奧衍的詞語來界定卦義，而該卦之理象氣數，即盡包孕其中。
以上的《易傳》七種十篇，內容全就《周易》「古經」而發，重在闡述經文的略例與大義，真足以作為閱讀《周易》的輔翼教材。難怪被稱為「十翼」。上文說過，卦辭爻辭的出現，使《周易》由卜筮之書而朝向哲理著作發展，如果這話說的不錯，那麼《易傳》七種十篇的出現，更可說是：使《周易》由「示象」轉化為「說理」，由象數之學轉化為義理之學，由統治者的卜筮占驗之詞轉化為經學家的哲理思辨之文。更重要的是，使原先僅供帝王貴族用以敬事鬼神問難決疑的圖象文字，轉化為後世可供平民大眾為人處事、進德修業的基本教材，最後成為儒家甚至古代讀書人必讀的經典之一。「示象」「說理」的對象，雖然同樣是「君子」，但前者說的是極具權威的在上位者，而後者說的則是一般的士人大眾。這是從孔子以後才開始的。
孔子是春秋時代一位偉大的平民教育家，因為有感於當時的禮崩樂壞，所以刪《詩》、《書》，訂《禮》、《樂》，修《春秋》，贊《周易》。他立教授徒，自稱「述而不作」，上述的《易傳》，相傳即其晚年所撰述，用來闡釋《周易》「古經」的大義要旨，藉以發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一貫之道。文王、周公所推演的卦辭爻辭，應該就是靠他闡揚而維繫不墜的。
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從禮崩樂壞到群雄割據，諸子並起，百家爭鳴，學術思想界一片混亂。殷、周流行的吉凶占驗之術，除了龜卜、蓍筮以外，還有夢占、望氣等等。君王貴族占驗吉凶時，固然可由龜卜、蓍筮而得，但亦可由夢占或星象曆數而得；所得的氣象，加以推演，古人即泛稱為「象數之學」。周文王為西伯時，被囚羑里，占卦以卜吉凶，即其一例。此亦可視為《周易》占卦之始。
春秋以降，《周易》「古經」並非孔子或儒家所專有，其他思想流派，如墨家、道家、陰陽家等等，也都可以對它各有其不同的思想主張，各有其不同的版本傳承，各自從中汲取養分，標榜「繼絕學以開新運」。孔子及其儒門後學，重義理，撰《易傳》；其他的流派也可以另立門戶，或重曆象，重術數，或重五行，重災異。3彼此之間，互相傾軋，互相吸收，互相影響，互相混雜的情形，應該都是無可避免的。孔子的弟子及其後學，在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固然有的能夠思想堅定，嚴守儒家的立場，但必然也有人會受環境或其他學風的影響，兼採並納其他思想流派的一些主張或見解。《易傳》的著成，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產生的。也因此頗有些學者認為《易傳》應該著成於戰國時代的中晚期。下文提到孔子《易》學的傳承，自商瞿以迄漢初田何的發展過程中，將對這方面的問題再作進一步的說明。
筆者以為：孔子的《易》學，或者說孔子的《易傳》，所以能歷經戰國而至漢朝傳世不絕的主要原因，正是由於孔門，即孔子的門下弟子及其後學，代代有人，他們即使略變其說，或兼採並收其他思想流派的主張或見解，卻仍然能以傳道自命，繼續發揚孔子的學說。至少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期間，以孔、孟為主的儒家學說，首當其衝；闡述儒家義理的《易傳》，自在焚禁之列，如何才能免於秦火，不能不讓人想到：幸虧有這些兼採其他思想主張的儒門弟子，就是他們讓《周易》「古經」掩蓋了《易傳》，披上卜筮之書的外衣，因而才能遠災避禍，逃過浩劫。也幸虧漢初田何的弟子眾多，漢武帝又採用董仲舒的策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倡五經，立博士，因此後來儒家才能定於一尊，《周易》才能躍登五經之首，而《易傳》也才能隨之逐漸受到重視。不過，這裡要先說明，兩漢真正流行的不是《易傳》，而是披著崇儒尊孔的外衣，配合時代風尚的「象數之學」。
根據所查資料，《易傳》之稱，始見於《戰國策．齊策》；到了漢代，《易緯．乾鑿度》已改稱為「十翼」，而《史記》、《漢書》更稱之為《易大傳》。即使如此，在經學昌盛的漢代，仍然「經」自「經」，「傳」自「傳」，「傳」是用來解「經」的，地位不一樣。「古經」和《易傳》仍然各自單獨刊行，並沒有合編在一起。
《周易》的「古經」和孔子的《易傳》合編在一起，從現存可見的文獻資料看，是從三國魏朝的王弼（字輔嗣）《周易注》才開始的。在他之前，西漢的經學家費直，據說曾用《易傳》中的《彖傳》、《象傳》、《繫辭傳》、《文言傳》，雜入「古經」的卦中來解說經義，這可說是「以傳解經」之始；東漢的經學家荀爽、馬融、鄭玄等，皆傳其學。其中鄭玄比費直更進一步，「以《彖》、《象》連經文」，在注解《周易》「古經」時，把《彖傳》、《象傳》分為六十四組，分別附繫於相應的經文之下，並增題「彖曰」、「象曰」，以示分別，這可說是「援傳入經」之始。他們都為王弼的「經」、「傳」合編，開了先河。
到了崇尚玄學的王弼注解《周易》時，在費直「以傳解經」、鄭玄「援傳入經」的基礎上，他特別重視「象」、「意」之辨，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言之」，不但把「大象辭」分附於諸卦辭之後，而且也把「小象辭」移到各相應的爻辭之下。另外，他「又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把《文言傳》分為兩組，分別附於〈乾〉、〈坤〉二卦的卦爻辭以及《彖傳》、《象傳》之後，並各題「文言曰」以識別之。這樣做，無異為「經」、「傳」的合編，做了充分的準備。也從他開始，《易》學中的義理派逐漸抬頭，而象數派則日趨衰落。
唐太宗時，孔穎達等人奉命編纂「五經正義」，這是為科舉取士編定國家統一的範本，對後世的影響極大。孔穎達以為：兩漢的經學家「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而「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因此他所主編的《周易正義》（一名《周易注疏》），就採用王弼的《周易注》為底本，再加解疏；至於《繫辭傳》以下，王弼沒有注解的《說卦》、《序卦》、《雜卦》，則採用晉代韓康伯的「注」補入。從此以後，《周易》的「經」、「傳」才真正合編在一起。這種刊本，因為經文與傳文可以互相對照，頗便初學者研習之用，所以流行甚廣，迄今而不廢。而所謂《周易》傳本，從此不分「古經」或《易傳》，也就通稱為《易經》了。
孔穎達編纂的《周易正義》流傳到宋朝時，曾有一些學者想恢復經傳的原貌，並嘗試加以改編，像邵雍、呂祖謙等人皆是。其中朱熹的《周易本義》，雖採用呂祖謙本，卻一面依從顏師古「上下經及十翼」之旨，一面又把邵雍等人所說的《河圖》、《洛書》之學，列於卷首。此書經傳合共十二篇，與孔氏《周易正義》在明清之後廣為流傳，成為《易經》讀者最通行的兩本參考書。
※ 本文為遠流出版社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2). 周易新繹．通論編. pp.16-30，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顧頡剛在《燕京學報》第六期發表〈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後收入《古史辨》第三冊上編），考述了《周易》中「王亥喪牛於易」、「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錫馬蕃庶」等事跡，推定書中卦爻辭的著作年代，「當在西周初葉」。
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二○○六年一月）第一章「西周、春秋的《易》」、第一節「《周易》卦爻辭年代補證」，以六十多年來新出土的新材料，為顧頡剛的考證作了補充說明，加強了有關著作年代的論證。他的結論說：「《周易》經文所見人物及其事跡，確實都是很古老的。經文的形成很可能在周初，不會晚於西周中葉。」
又，馬王堆西漢古墓出土的帛書《周易》，據考證，墓葬於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一六八），則其抄寫年代，自應在此之前。其祖本可能即為先秦古籍，由此亦可推知當時《周易》經傳猶分而未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