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脫離人性的象牙塔,理想社會的虛幻與破滅 | 哲學新媒體
來稿

脫離人性的象牙塔,理想社會的虛幻與破滅

淺談西洋文學中的反烏托邦社會
十六世紀盛興的烏托邦文學,道盡了對於世界大同的嚮往,也與現實社會的「不完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烏托邦的存在,不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時也可作為對於現實社會的一種反諷。而二十世紀的反烏托邦文學,正是對於前述十六世紀烏托邦主義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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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 (Utopia),是一個不存於世的幻想鄉,在蘊含理想與希望的同時,也象徵著人類永遠無法觸及的理想與希望。烏托邦一詞最出現於英國人文主義作家湯瑪斯.摩爾 (Thomas More) 的同名著作《烏托邦》。根據希臘語的字根解釋,烏托邦同時具備「完美的境地」及「不存在的地方」兩種意涵,因此,烏托邦也意味著「不存在的理想之地」。

西洋文壇中,「烏托邦」的概念被運用於許多文學作品之中,這些作品大多描繪了一種共產制的理想社會。「所有製造出來的東西都送到有篷的公共貨攤裡去……這裡沒有一個人有錢,即使私人有錢,也沒有甚麼用處。」1在約翰.華倫提努.安德里亞 (Johann Valentin Andreae) 的著作《基督城》 (Societas Christiana) 中,基督城以基督教的博愛精神為建國理念,全國的資產皆由全體人民共持有。如此的財產共享制,在現實社會中,即便透過極權政體也難以實現。然而,這些文學所描繪的國度並不存在極權統治者。

在這些烏托邦世界裡,人民的基本權利得以受到全面的保障。基於人性本善的堅強信念,即便面臨各種犯罪,基督城中並並無死刑;至於在托馬索.康帕內拉 (Tommaso Campanella) 的《太陽城》 (La città del Sole) 中,也建構了如此的社會:國家法律設有死刑,然而,倘若罪犯不服判決,則刑罰不得被執行2。西洋的烏托邦文學大多相信人性,也因此,理想中的美好國度是由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人民共同經營,就這個前提而言,現實世界中的極權政府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性。

十六世紀盛興的烏托邦文學,道盡了對於世界大同的嚮往,也與現實社會的「不完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烏托邦的存在,不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時也可作為對於現實社會的一種反諷。

反烏托邦文學

二十世紀的反烏托邦 (Dystopia) 文學,正是對於前述十六世紀烏托邦主義的挑戰。根據現有文獻,反烏托邦一詞最早出現於約翰.史都華.彌爾 (John Stuart Mill) 批評愛爾蘭土地政策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根據希臘語的字根解釋,反烏托邦是烏托邦的對立面,意旨「壞的」、「不美好的」事物。

「這些剝奪人民權利的政策……被稱作『烏托邦的』或許過於褒揚,倒不如說是『反烏托邦式』的——因為它們過於糟糕而無法執行。」彌爾將為了達到理想社會而犧牲人權的極權行為,定義為反烏托邦式的。雖然極權政府企圖將社會帶往更加理想的境界,但其忽視「人性」的制度與政策,卻導致了少有叛亂卻極度糟糕的生存環境。

反烏托邦文學建構了忽視人性的集權統治社會,這些社會大多擁有發達的科技,以管控人民的行為與思想——甚至摧毀人性,使其失去感知能力。「一個文明人沒有必要承受任何不愉快的情緒。如果人民開始獨立形式,整個社會將走向混亂。」在阿道斯.雷歐那德.赫胥黎 (Aldous Leonard Huxley) 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人類的階級被分為不同級別,所有人的行為與思想受到嚴格的管控。看似和諧的理想世界,實際上卻將人性摧毀殆盡3

在這種「壞烏托邦」的土地中,勢必有著極權專政的政體。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的《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透過「真理部」、「愛部」、「富部」操縱所有歷史與消息的「真偽」,以及整個社會的法律與經濟,乃至人民的行為及思想,以達成穩定且富強的國度——正所謂「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4

假如烏托邦世界的人民是積極地參與社會,反烏托邦社會的人民則會是消極地盲從政令。反烏托邦社會的人民之所以不反抗,並不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反抗,而是他們不懂為何反抗、何謂反抗。他們不曾經歷非自由以外的自由,他們不認識自由——甚至無從感知——因此,他們根本不可能擺脫「被奴役者」的身分。自由與非自由,對這些人民而言並沒有區分的判準與意義。

反烏托邦的統治者在表面上營造一個進步且公平的社會,實則隱瞞體制的短處(例如消失的「自由權」),並以體制的利處洗腦被統治者,讓被統治者盲目地相信整個制度。在反烏托邦文學中,統治者往往會打造一批生活在體制以外的敵人,並及其所能地將之詆毀、汙名化,目的在於使被統治者深信自己身處社會是完美的——實則不然。

試圖牴觸制度的人民,往往在歷經懲罰的恐懼後,選擇服從整個反烏托邦體制。至於其他人民,則在「無知」的狀態下表達了對於現存體制的熱愛與堅信不移。這些反烏托邦式的政府,最終難免淪於利用「恐懼」支配群眾。

由已經穩定的反烏托邦社會還是可窺見社會建立之初,反烏托邦社會中的被統治者在國家政體形成的初始階段——統治者正試圖合理化權力之際——仍擁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此時,他們順從新興政權的理由,往往是對於過往政權的不滿與唾棄以及對新政權抱有的期待。新興政權為了拉攏群眾,勢必承諾人民為其帶來最大利益。然而,隨後出現的交換條件,常常是基本權利的剝奪。即便如此,人民依然抱持希望,乖乖依從規範。

直到反烏托邦式的體制逐漸穩定下來後,人民往往已失去判斷能力,對於執政者的依順也是害怕被當局作為異端處置。此時的人民沒有自由意志,促使他們規律行事的明確原因不復存在。社會已不存在人民期待的功能,人民的感受僅剩恐懼與不安——大家沒有穩定的心理狀態,深怕被體制拋棄。

叛逆分子:反抗政權的角色

在反烏托邦文學中,經常以反抗政權的角色故事為主軸,他們反抗的理由往往是為了訴諸「人性」與「真相」,譬如:為了謀求伴侶的生活品質、日日得以溫飽的生活,抑或是對於真相的驚鴻一瞥。在基本人權受到保障、資訊流通迅速且開放的當今社會,這些普通的日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再正常不過;然而,在「人性」被「強制抹除」的反烏托邦世界中,極權政府管控了人民的一切,反烏托邦文學中的「叛逆分子」為了這些而起的質疑及反抗顯得更為突出且珍貴——他們往往為了追求人性與真相——竭盡所能地突破執政者建構的謊言高牆。

當人民發現反烏托邦制度的「現實」與政府傳達的指令相互矛盾時,他們可能會逐漸懷疑長時間被灌輸的觀念是否為真——甚至起身反抗。然而,在大部分的狀況中,這些「思想偏差」的「反抗者」總是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並作為教育人民的教材——如此殺雞儆猴的情況層出不窮,因而打消其他人民反抗的念頭。惟在極少數的少數中,才會出現成功造反或叛逃的個案。

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思想控制,統治的類型有很多,思想控制的樣貌也很多,有相對軟性控制,也有相對硬性控制。但無論統治類型為何,思想控制樣貌為何,統治需要正當性建構,思想控制則協助建構正當性。極權政府透過思想控制,強化統治的正當性,進而使民眾服從。

一旦阻斷了民眾對於社會的其他認知,民眾便失去了比較、評價社會的機會。阻斷認知的面向有兩個,一個是縱向阻斷——切斷歷史,也就是切斷與過往的連結;另一個則是橫向阻斷——切斷國家與外部之間的聯繫。不論是歷史,抑或是當代的其他國家,都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社會樣貌。

維穩:扭曲歷史和語言,使人無法思考

在時間與空間交錯而成的維度中,散佈著各種各樣的社會形態。為了「穩定社會」,極權政府透過阻隔歷史與國外資訊,將現實社會化為一座孤島,使人民無法將現實與其他社會進行比較——如此一來,群眾便不會質疑當權者的統治行為。

政府消除的「歷史痕跡」,既有實物,也有非實物。比如實體存在的歷史建築、工藝品,乃至看不見的音樂作品——這些歷史痕跡,都可能使人與過去發生連接。比如在《一九八四》中,商店內出現的珊瑚水晶球、油畫裡的大教堂、掃地阿嬤哼唱的小調,在當時社會已不復存在。而「歷史痕跡」的出現,都令主角感到困惑,並使得主角有沿著「歷史痕跡」脈絡,繼續思考的可能——這種困惑連同隨之而來的思考的產生,正是政府所不願看到的。

增加解讀障礙的媒介,主要是語言及文字。透過改變語言及文字的使用習慣,比如改變寫法、讀音、語法等等,將會增加解讀歷史的難度——《一九八四》中的 Newspeak 即是很好的例子。Newspeak 除了增加解讀過去的障礙,更發揮了重新建構社會的作用。不論是建構新的語言系統,還是更改舊有的文字使用習慣,都起切斷了與過往社會之間聯繫的作用。在常使用新語言及文字後,既存的語言及文字,終將變得難以理解。透過這些媒介,人們原本可以窺見許多過去的社會樣貌,然而,在增加這些理解障礙之後,人們便失去了與歷史的連結。

政府透過實際接觸的限制與資訊控管,進而橫向阻隔民眾與外界的聯繫。實際接觸的限制可以透過「邊境管控」實現,資訊控管則是透過對報紙、廣播、電視等傳播媒體的掌握以實現。民眾既不能實際接觸其他社會,也無法自由接受其他社會的資訊。在《一九八四》中,各種傳播媒體都只播放官方許可的內容,民眾只能獲取官方對於國際戰爭、經濟的一整套論述,建構出一套對於國內與國際的認知體系,幾乎沒有質疑政府的可能。

倘若在時間與空間上隔絕人民與「歷史」、「其他社會」的連結,進而消除比較、認知的可能,是相對被動的控制策略。那麼,重新詮釋、建構歷史,則是積極主動的控制思想過程。

透過重新詮釋歷史,建構統治的正當性,可以同時達到許多統治目標。《一九八四》中的 Memory Hole,除了消除當局不認同的記憶,同時也創造出一個人的記憶。故事主人公本身就是在真理部工作,負責將歷史資料改寫成符合統治正當性的內容,鑲嵌進一個脈絡化的歷史論述之中。這個建構的歷史論述,具有脈絡化和邏輯自洽的特點。長此以往,故事主角自己的記憶也出現許多錯亂和模糊的部分。到了最後,對於自己過往的記憶幾乎是完全模糊的,但又存在一條難以分清楚真偽的完整時間線。

同理,《一九八四》的 Newspeak ——也就是語言及文字的修改工具——不僅僅讓民眾無法解讀過去,更從基礎建構上直接地消除了民眾形成當局不能容忍的思想的可能。一部分單詞不再被使用,一部分單詞的字義被修改,「自由」這個詞依舊存在,但詞義已經發生變化。政治自由與思想自由沒有字詞可以表達。思想需要語言、文字作為承載基礎,當語言、文字的基礎被破壞之後,思想就如浮在一個虛空之中,沒有辦法落腳,最後只能在人的腦海里隱約出現,稍縱即逝。即使自己留住想法都不太可能,更不可能表達出來,思想將被永遠禁錮在虛空之中。

恐懼和懲罰是可以強迫民眾說出統治者想要聽到的東西,但強迫並不是思想控制的目的,思想控制需要的是擊潰個體的心理防線,最終產生沒有強迫的認同。在《一九八四》中,主角在遭受肉體無盡折磨後,痛苦戰勝了理性;在面對老鼠的時候,恐懼戰勝了愛。

反烏托邦社會的結局

反烏托邦主義描述的是最悲慘的世界,世界由滿滿的欺瞞、控制、洗腦、貧窮、恐懼以及各種負面詞彙組成,唯一美好的是統治者灌輸人民的世界觀——即便全是假象。

反烏托邦社會透過空洞的前景希望攏聚人民信心鑿固人民的信念,然而,當當謊言像雪球般愈滾愈大時,事態終將一發不可收拾。

反烏托邦社會的結尾並不一定是被更好的政權所推翻,在極度高壓的監視下,有事前規劃和完整計畫的叛亂有一定的實現難度;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社會將帶領人類走下坡,人類有可能只能服從反烏托邦政府下達的指令,因為他們早已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在意志被消磨的同時,也成為了體制下的螺絲釘。

反烏托邦主義的下場有兩種可能。較為理想的狀況是人民打破體制的枷鎖,看見霧霾外的世界全貌,或許他們能夠因而重拾屬於自己的權利,並發現事物潛在的多元性;相對的,體制也可能帶領全體人類走向人性的毀滅。黑白分明的規則使事物變得更加簡單,卻也凸顯「思考」不再是人類的重要能力。在摒棄了人類的本性後,世界變得愈加單純,人類和其他動物的距離也越來越近。

在想像中將一切紊亂的概念延伸至極端,便造就一個名作反烏托邦的世界觀出現。在這一概念下,人們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社會之中,但早已司空見慣的人事物,可能在潛移默化之中漸漸消退,剩下一具具沒有自由的軀殼。反烏托邦文學就像是空氣中的煙硝味,提醒世人隨時保持理性清晰的態度。

※ 本文為學生聯名投稿。超連結、小標、註腳為編輯所加。

  • 1. 安德里亞著,《基督城》。北京:商務,1997年,第54頁。
  • 2. 康帕內拉著,《太陽城》。北京:商務,1997年,第10頁。
  • 3. 萊絲莉、拉里(執導),1998年,《美麗新世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 4. 麥可(執導)、西蒙(監製),1984年,《一九八四》,英國:二十世紀福斯。
李亮萱、魏柏丞、余積豪、林明超
李亮萱(政治大學哲學系學士班)  魏柏丞(政治大學哲學系學士班) 余積豪(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林明超(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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