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與私領域的區分在鄂蘭思想中極為重要，我們或可先給讀者一個大致的概念：鄂蘭的企圖是重振古希臘的公私之分，繼承將「家戶管理」與「城邦事務」嚴格區分的古典傳統，並以此嚴厲批評現代性中以「私密性的 (intimate) V.S. 社會性的 (social) 」取代公私之分的傾向。
私人領域主要被鄂蘭視為是家庭領域，是古希臘意義下的「家戶（管理）」 (oikos) ，這是「製造」 (如雙手的工作) ，是回應「生理需要」（如吃或愛與生育），是「宰制」的領域（如父母對孩童的教導）；換言之，私人領域是人類回應自然之必然性的地方，它常常充滿了由自然所造成的不平等性以及種種為維持生存的勞動。
從某個角度而言，鄂蘭思想有明顯的揚「公」貶「私」的傾向，畢竟在希臘思想中「公」高於「私」是十分明顯的。對雅典人而言，在家庭事務中不可能有任何的自由，他們蔑視只生活在私人性空間的人，因為他們相信這是指拒絕去承受作為自由人所應經歷的種種挑戰，這樣的人缺乏勇氣也沒有「特權」能夠成為一個公民且進入公共領域，所以只有私人生活的人是不完整的。鄂蘭完全繼承了這樣的想法。
但事實上對鄂蘭而言，私領域也與公領域同等重要，一個人的生活少了私領域是無法想像的。鄂蘭的一生總是小心地保護她的私人生活，作為成名人物的她總試圖躲閃鎂光燈的追隨。有次鄂蘭在某著名雜誌上看到自己成為封面人物，她寫信給老師雅斯培嘲諷自己，「我現在必須習慣成為一個 show girl 了」，而通常鄂蘭「只是非常遲疑甚至是非常沮喪地在大眾面前露臉」。
在學術工作上，鄂蘭也從不願接受全職的教職，每次都辛苦與每間大學商量以「學期」為單位的教授工作。她的朋友們對她是極為重要的，而她的先生在鄂蘭的思維中占有重要地位，《極權主義的起源》便是獻給丈夫的，鄂蘭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就像是一種「只有兩個君主的小王國」。
這一切都說明了私領域有其必須性。因此鄂蘭對公領域的重振不應被視為是對私領域的貶低，對她而言，私領域同樣地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是它保護了許多人類重要的活動，所有關於「身體」的照養及「生」與「死」都在此發生，它同樣也是「愛」所生發的領域。總之，對她而言，私人性指的是」一些我們有權要求隱密性的事務」。
當代的讀者應要小心，別太快地把私領域跟今日社會的「私人」觀念畫上等號。如果我們還可以說私領域相對於公領域有一種「低等性」的話，它只來自於一個事實，即「私」領域 (private) 主要是一種「缺乏」 (privation) ，是一種無法顯現猶且無法也不應被他人看見聽見的領域。如果以「光」來比喻，「私」等於沒有光亮，是一種「無明」的被遮蔽狀態，而「公」等於照耀著的光線，指的是一種「可見性」，是一種完全打開的解蔽狀態。
鄂蘭所主要批評的是從古希臘到現代性所產生的一種大反轉：在西方古典時期，私領域是個人成為城邦公民及參與公共事務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在私領域滿足的個人擺脫了生物需要的控制，這樣的條件「允許」及「支持」個人進入公領域，以理性溝通與他人討論善惡；相反地，我們當代人習以為常地認為，只有擺脫了公共事務的煩擾，我們才能在私領域中追求各種意義下的「小確幸」或個人幸福。
換另一角度說，在古希臘，私有財產被視為是個人擁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及自由時間，得以從家門踏入城邦的公共廣場以參與政治事務，但現代性的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的生活觀卻是視公共事務為無用的負擔，只有忽視公共領域、在私人領域中進行無限的資本累積才是重要的，這也是「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
鄂蘭不但區分了「公」與「私」，她也認為「政治的」完全不同於「社會的」。鄂蘭的思想直接繼承了亞里斯多德「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 (zōon olitikon)」的命題，但鄂蘭發現，在羅馬時期，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動物」已經被錯誤地翻譯成「社會動物」：聖多瑪斯．阿奎納這位中世紀調和基督教思想與亞里斯多德主義的思想家，已繼承這樣的誤解，因為「人自然地就是政治性的，這即是說，是社會性的」 (man is by nature political, that is, social)。對鄂蘭來說，人是一種「政治性」的存有，不是因為個人無法離開群體而生活；人相互需要、人需要一個群體生活，不等同於人因此是一種政治動物，因為對希臘思想而言「人必須集體性的生活」，在一起只代表一種最低程度的政治動物，例如：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的第一層，也是最低層的意義，就是人與蜜蜂、螞蟻一樣是一種「群居動物」，它只說明了人也是一種「動物」，有屬於「生物」或「生理」層次的需求。這完全不是人類的最高機能，也不是「政治動物」的真正意義。
對鄂蘭與亞里斯多德而言，政治完全排除了「有用的」及「必需的」活動 (eveything merely necessary or useful is strictly excluded)，它是一種完全「人類」意義上的實踐活動。對《政治學》及《人之條件》的兩位作者而言，這指的就是某種最高善的追求，即平等公民在公共領域以言行展現的理性溝通，而這才是「人是一種政治動物」的完全意義。
鄂蘭另一項與之而來的重要主張即是，西方歷史中興起了一種「第三領域」：既不是「公」領域也非「私」領域的「社會」領域，它是一個新的人類現象，其興起與「現代性」及「民族國家」的興起是一致的。
現代性因為遺忘了源自古希臘的公私之分，愈來愈將政治事務理解成一種「擴大式的家戶管理」，政治共同體彷彿另一種形式的「家庭」及家戶管理，政治因此被想像成一種國家範圍的家戶行政管理，一種「社會經濟學」 (social conomy) 或「集體性的家務管理」 (collective housekeeping) ，而這種基於將所有家庭經濟地相連在一起的共同體被稱為「社會」 (society) ，其政治形式則被稱為「國家」 (nation) 。
我們常聽到的「政治經濟學」在鄂蘭的理論中完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指向了兩種不同的領域，「對我們而言很難理解的是，對於古代思想而言，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彙：所有指向個人及種族生存的生命活動是屬於經濟的，而就定義而言，所有屬於經濟的都是非政治性的家庭事務」。種種因滿足生理需要而來的活動立基於某種「不平等」的關係（如父母與孩童或主人與奴隸的不平等關係），相反地，在政治領域是一種完全「平等」的自由公民間的關係，這是為何鄂蘭強調：「平等是自由的本質：自由意謂著被統治關係的不平等中解放出來，並進入一種既非統治別人也非被別人統治的領域。」
隨著「社會」領域的擴張，鄂蘭所看到及所擔心的是，社會領域排除了「政治行動」的可能性。社會要求所有成員依循某種行為規範，強加無數不同的規則於每個人身上，試圖 「正常化」(normalize) 我們每一個人，而這意謂著排除了自發行動的可能性。換言之，社會要求的是所謂的「良好行為」，而良好行為只能是一種「單一行為」，其本質是「服從」或「盲從」(conformism)；在這種傾向下，社會領域擴張的頂點就是「大眾社會」 (mass society) 的出現，它意味著社會能夠均等地及有力地觸及並且控制所有的社會成員。
與此相應的即是傅柯所說的「權力生產知識」的命題。種種為了回應規範及統治人民需求而來的「社會科學」接連問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統治工具正是「統計學」。國家機器為了更好地管理其臣民，需要種種的統計數字來作為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礎。
在這樣情況下，人不再是一個個具有獨特性及行動創新能力的個體，純只是種種不同統計範疇的集合。鄂蘭對這種因統治需要而來的知識提出了批判，認為社會科學就其動力和本質而言就是一種「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即所有社會成員能遵循一種標準化的行為規則，現代性及社會無限擴張的危險乃是「人類的單一化」(one-ness of man-kind)，社會均質化的力量變成一種不斷地抹殺「差異性」的過程。
社會領域的擴張，也代表了一種對公領域與政治行動的貶抑。私領域的私人財產及生命必需性的滿足不再被視為是一種人得以進入公領域的基礎，社會領域中的人，他們的政治想像只要求國家保護私人領域，在一種不被政治力侵擾的狀況下得以進行各種幸福的追求。但個人變得只關心自己，然後忽視及蔑視建造一個共同世界的責任，這是為何鄂蘭認為這種「私人性的占有 (……) 開始侵蝕世界的持續性」。
鄂蘭擔心，隨著這種社會要求單一行為而來的，是當代世界對不同生命可能性的扼殺。我們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邏輯下不自覺地只將自己想像成一工作者，生命最高的目標就是對自己及自己家庭的生命維持，於是一個安全舒適的私人生活成為許多當代人的最高目標，生命就只是「謀生」，生命被簡化到出門工作以養活自己和家人，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的後果常常淪為一個由勞動者及上班族所組成的社會 (societies of laborers and jobholders)，而 自我的「秀異性」(excellence) 成為這種「以工作養活自己」的世界觀中最少被期待的可能性。現在的經濟情勢常讓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感到強烈的不安全感，在一個地小人稠、高度競爭的社會中，我們不但常常必須「為五斗米折腰」，甚至有時連「折腰」的挫折感也沒有了，只高高興興地捧著自己的「五斗米」，生命變成養家活口，但生命的理想性是否因此而不再成為我們的重要考量呢？這就是人的生命？生活是否有更高的夢與理想呢？鄂蘭這裡的思維讓我們有機會想一想：生命，真的就只有「謀生」嗎？
鄂蘭首先全然反對將「家庭」與「政治共同體」作任何類比或連結。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慣常看到將政治領域的「王權」比喻成私領域的「父權」，鄂蘭認為這不但將不同的領域相混淆，而且此等混淆完全摧毀了政治的可能性，因為政治本身排除了家庭領域中「絕對權力」與「生理」需求的滿足。
鄂蘭主張，基於「欲求」(wants) 與「需要」(needs) 的家庭領域，截然不同於基於「自由」(freedom) 的政治領域；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的「類比」，唯一可提是私領域的生活及滿足為人進入公領域的「條件」(condition) 。也就是說，鄂蘭能夠同意人是一種「社會動物」及「經濟動物」，但人更是一種「政治動物」，社會及經濟層面乃「先於」且「不同」於政治層面，人只有當他不再屬於社會及經濟動物時，方才可能成為一種政治動物，但也只有人滿足了其作為社會及經濟動物的需求，他才可能成為一種政治動物。「公」與「私」是完全不同的範疇，不具備任何類比與相近性，這是鄂蘭式公領域的第一個特徵。
其次，對鄂蘭而言，公共領域指的是所有在公領域發生之事能被眾人看見及聽見，因此是由在場的他人所構成的，它享有最高程度的公共性和可見性。公共空間是一個人們表現自己的空間，是一個看見及被看見、被聽見，由演說與說服所構成的競爭性空間。
在理解「什麼是真實」的哲學立場上，鄂蘭不從「本質」的角度而改從「顯現」的動態角度來探究，這是為何她在哲學上主張「顯現即是現實」 (appearanc...constitutes reality) 的理由所在。這也造就為何鄂蘭的政治行動觀形同舞台表演式的美學，但她不在乎合於實際劇本的真實性，而只重視與他人同台演出的此時此刻。
再者，公領域由此是一種與他人共構及共享的公共空間。再者，公共領域指的是「世界」本身，公共領域所談論展現的，正是我們的共同世界。公領域中公民的言行彰顯，可謂共同世界自我表現的媒介，也就是說，共同世界等於由不同個人的多重認知觀點以及多種生命經歷所構成的，是我們用各種不同的角度談論著一個共同的世界。在一個群氓或大眾社會中所難以想像的是，世界如何地失去了它將人們既相連又分開的能力。喪失了共同世界，人們就無法構成一個具有真正意義的公共領域。
又再者，公共空間是公民相互溝通、說服和協商的互動網絡，但公共領域不是一種持續性及實質性的空間，它是稀少罕見、隨時可能消散的。最重要的是，只要有支配或宰制性存在處，公共領域就隨之消失，只要有人用「力量」、「狡欺」、「威脅」、「強迫」來取代「理性言說」、「溝通說服」及「平等對待」，就不存在任何的公共領域。
最後，就像我們在共和主義的部分所提到的，公共事務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真正快樂的來源。不允許積極參加公共事務的生活便非真正幸福的生活，公共事務不是一種有義務忍受的「必要之惡」，它能帶來私領域所無法實現及想像的個人滿足，這是理解鄂蘭公共領域的一大關鍵。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之文摘，摘自 (2018). 漢娜‧鄂蘭. , pp.6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