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大學裏教授中國文化的通識課程，「孝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課程會從哲理上作觀念探討，亦會以《孝經》的歷史地位演進作討論。然而，年青人對於「孝」就有著不同的理解，他們往往認為「孝」只是守舊、愚昧，甚至只是不對等的「霸權」思想，「孝」似乎已經是不合時宜的古舊想法。李安導演曾說過：「孝順是個過時的觀念，我從不教孩子孝順，只教他愛。」1這句話差不多是年青人最為接受。可是，「孝」真的是過時嗎？所謂「只教他愛」即是以「愛」代替「孝」嗎？怎樣才算是「以愛說孝」呢？
李安導演的說法有點語焉不詳，其實「以愛說孝」並不是新鮮的事物，古代中國的墨家思想早已經提倡，甚至倡言「孝，利親也」（《經上》），明確提出「孝」是需要有「利」於至親的行為，又說「愛利不相為內外」（經說下），「愛」與「孝」都是以「利」為準則，而墨家提倡「兼相愛，交相利」正是他「以愛說孝」的原則。究竟墨家怎樣論說「以愛說孝」呢？這樣的「以愛說孝」是否仍然不合時宜呢？下文主要論述及整理墨家「以愛說孝」的說法。2墨家說「孝」可以分成兩個步驟：一，針對儒家「厚葬久喪」的問題而說「孝」；二，指出「孝」要以「利親」為準則。
墨家針對儒家的「厚葬久喪」而提出「節葬」，明白地指出「厚葬久喪」難以作為「孝」的準則，認為「厚葬久喪」可以是「仁義」（孝），亦可以是「非仁義」（非孝），端在於對「仁義」的判準。墨家並非簡單地否定「厚葬久喪」，而是批判「厚葬久喪」背後的「仁義」觀念。扼要來說，墨家是以「三表法」的「用之者」及「本之者」來考察「厚葬久喪」的問題。5
《墨子．節葬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
【譯文：衡量厚葬久喪在哪一方面能符合（ 「富、眾、治」）三種利益。假使仿照他們的說法，採用他們的考量，若厚葬久喪確實可以使貧者富、寡者眾，可以使危者安、亂者治，這就是仁的、義的，是孝子應做的事，替人籌劃的人不能不勉勵（他）去這樣做。】
以「用之者」的具體生活經驗來說，「厚葬久喪」在「富貧」、「眾寡」及「治亂」等三個項目都成問題：
《墨子．節葬下》：「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是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 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叄耕之畝，則止矣。」
【譯文：死者下葬後，生者不必長久哭喪，應趕快地幹活各盡所能而取得利益。這就是作為聖王的方法。⋯⋯ 古代聖王制定的埋葬方式：棺木只厚三寸，足夠遮蔽身體，三件衣服，足夠遮蔽屍體。埋葬時，下棺毋需要觸及地下水，能不讓屍臭上湧就可以。墓地的佔地不多於三畝就好了。】
從「本之者」的以上古聖賢的事跡來說，「厚葬久喪」也不合於「聖王之法」，「聖王之法」從「交相利」與「崇儉去奢」兩方面講：
由此，墨家批評或針對儒家的「厚葬久喪」而倡議「薄葬短喪」，論證過程中屢屢重新界定「仁義」與「孝子」，藉此展現墨家思想中「以愛說孝」的想法。先從「仁義」來討論，墨家明白地提及「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即以「仁義」作為界定「孝」或「孝子之事」，而墨子所說的「仁義」則有別於儒家或道家的「仁義」，「仁義」的具體內容即是「愛利」。
作為衡量「孝子」的「仁義」並不能由習俗作規範。用現代的話來說，「仁義」的觀念並非傳統的、一成不變的，墨家對「仁義」作出有別於傳統習俗的界定。
《墨子．節葬下》：「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譯文：上層認為是好的政事，下層則以為是風俗習慣，就此堅持而不放棄，但這樣又怎算是仁義呢？這就是流於習慣，而以習俗為正確。】
既然「仁義」的準則不在於傳統習俗，墨家更認為「仁義」的判準是內在而非外在，甚至指出「仁義」是依從個體的內在情感或智慧作出判準。關於內在情感的表現，墨家表述為「愛」；而內在智性的判準，墨家則表述為「利」。由此，墨家重新界定「仁義」即「愛利」。
《經下》：「仁義之為內外也。悖，說在牾顏也。」
【譯文：把仁與義分別說成是內外之分，這是矛盾的，就像是把顏臉的位置攪混。】《經說下》：「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
【譯文：仁即是愛人，義即是利人。愛人與利人都是由我所施予，而所愛及所利都是由他人接受。由此，愛人利人不能分為內外，而所愛所利都不能分為外內。】
理解墨家由「愛利」界定「仁義」後，回看《墨子》所列舉出「孝子」應當作的事，有兩點可作出釐清：
既然「仁義」即「愛利」，則判別「孝子之事」即以「利」為要。這種「利」究竟以甚麼為判準呢？是現代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 嗎？如果「效益主義」強調的「效益」（利）具有「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 及「可代換性」(replaceable)，即「效益」可以完全「量化」(quantify) 的話，則墨家主張的「愛利」其實並不是能夠作為可以代換的手段，墨家提倡的「利」依然是源於「愛」，僅是「愛」的表現或具體化就是可見的「利」。從《節葬下》的「富、眾、治」等作為衡量「利」及「孝子」而言，墨家「愛利」的要點僅在於實際的效果，即墨家對「孝子」與否的考量僅具有實效、後果論的理論性格，讓「孝子之事」的衡量免流於空泛。
《經上》：「孝，利親也。」
【譯文：孝，就是做對父母有利的事情。】《經說上》：「孝，以利親為芬（分），而能能利親。不必得。」
【譯文：孝，以做對父母有利的事情為自己的本分，而有能力又能做到對父母有利的事情，但不一定能得到父母的喜歡。】
《經上》說「孝」是以「利親」為要，《經說上》把「利親」解釋為「孝」的「本分」與目標，這樣的「孝」行為甚至是未必能夠讓父母親喜歡。換言之，墨家認為「孝」與否是需要從「利」作為判斷。至於怎樣判斷某行為是「利親」是「孝」，這是墨家「以愛說孝」面對的第一個問題，簡要來說，墨家的「利親」就是嘗試從智性的、後果式的思考衡量「利」。
（1）墨家說的「愛」可以區分成「兼愛」、「盡愛」及「周愛」。6一般說墨家的「兼愛」總以「一視同仁」或「無有差等」的特質作說明，唯在考察《墨子》一書，「兼愛」觀念在《兼愛》三篇中實有發展性，比利時漢學家戴卡琳 (Carine Defoort) 提出《兼愛》三篇文字所重的是「兼相愛」，「相」的意涵在於個人與個人相互之間，唯「兼相愛」的範圍與程度不斷擴大，「相」的意涵已不適用，遂刪掉「相」字而成「兼愛」。7
扼要來說，墨家言「愛」，先從「愛人若愛其身」（《兼愛上》）的視人如己而說「兼愛」，又有「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經下》）的推衍普及於天下而說「盡愛」，再有「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小取》）的普遍無私而說「周愛」。依此，墨家的「以愛說孝」固然以「利親」為要，然而，此「利親」仍然需要逐步從「兼愛」、「盡愛」至「周愛」作考量，並不僅是為至親的爭取「利」作限定目的。
《大取》：「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
【譯文：只知道有利於自己的雙親，未算是「孝」。】
墨家的「以愛說孝」固然是「利親」為要，卻並非以「自利」作目標，《大取》明言只知「親之一利」並非「孝」，明確地以推衍「愛利」思想。此外，在批評儒家的「厚葬久喪」時，從「富貧」、「眾寡」及「治亂」等普及天下的價值作衡量「孝子之事」。
（2）墨家說的「愛」能夠從「兼愛」而至「周愛」，顯見並非「自利」地實踐孝道，反過來說，以無差等的「周愛」說孝道又如何避免孟子「無父」的批評呢？墨家「以愛說孝」會否淪為「泛濫的愛」呢？墨家在此提出「倫列」的觀念。
《大取》：「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類行。」
【譯文：義理上可以厚愛的，就厚愛；義理上可以薄愛的，就薄愛。這是所謂無等差的愛。有德行的，在君位的，年長的，親戚之類，這都是應當厚愛的。厚愛年長的，卻不薄愛年幼的。親厚的厚愛；親薄的，薄愛。有至親的，卻沒有至薄的。義是厚愛至親的，不以那人的行為而厚愛或薄愛，而是由親到疏以類而厚愛到薄愛。】
墨家所說的「倫列」即是從「義」作為「愛」的厚薄之判別。「周愛」所表明的無差等之「愛」，即愛任何人在道德上都是等價的 (equal moral weight)，但所對待的關注程度卻可以有所差異，此中的厚薄差異是以「義」為準，義厚當厚待，義薄則薄待，而非以親疏為準，所謂「義，利」（《大取》），即從實效上或後果上具有貢獻或好處。具體地說，墨家以「周愛」說孝，即表示子女當然地以孝道對待任何的長輩，然而，個別的長輩在「義」有不同的重要貢獻，則需要強烈的關注。《大取》說：「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相反地，如個別長輩（包括自身的父母）在「義」並沒有多少貢獻，如疏忽對待子女，則不需要特別的關注。墨子曾說：「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依此，墨家的「以愛說孝」至少並不會是「泛濫的愛」。
至於能否回應孟子的「無父」批評，則理應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墨家「以愛說孝」的確容許子女不對具血緣關係的父母作出特別的「厚愛」；另一方面具血緣關係的父母如未能盡「義」，亦不能責怪子女沒有特別的「厚愛」。即是說，如果孟子僅從血緣上說子女理應待父母以孝，而墨家並非以血緣為準的話，則孟子的「無父」批評實未算能夠擊中墨家「以愛說孝」的核心問題。8
「以愛說孝」的說法容易造成空廢的言詞，就如情侶之間會甜言蜜語地談情說「愛」，唯愛之深情之切總需要具體地表現出來，墨家「以愛說孝」正是從具體表現的角度來展示「孝」。墨家「以愛說孝」的「愛」在內容上以「利」為要，「孝」則需要以「利親」作為具體實際的考量；墨家「以愛說孝」的「愛」是「兼愛」、「盡愛」及「周愛」，具有推衍性的「愛」令「孝」的「利親」不以「自利」為界，而即使是普遍無私的「愛」仍可以有「義」的厚薄作為關注程度的不同。簡言之，墨家「以愛說孝」實是教導待人以實效為要的「孝道」，而這「孝道」實是一種待人以「義」的倫理觀，既不偏於「自利」，亦不是空泛講「利他」。
當然，墨家「以愛說孝」重要的是展示具體的孝道實踐，是回應「怎樣」的問題，至於「為甚麼」的問題，即作為實踐孝道的動力問題，墨家思想即借助「天志」作保證，表明「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文相賊，必得罰」（《天志上》）、「義果自天出矣」（《天志中》）。然而，「天志」承擔着這樣重要的理論位置，在墨家思想中卻僅算是依賴宗教直覺或倫理的價值預設作證成，能否作出合理的論證實仍有待分析。在此，謹借唐君毅先生對「孝」觀念的話作結：
吾人欲實現其忘我而以他為自之仁心仁性，將必然首表現在父母之前，自動的將自己之現實存在性，還歸之消納之於父母之現實存在性，將對自己之現實存在之愛推而成愛父母之孝。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