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哲學】節能減碳與綠色生活的先行者? | 哲學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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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哲學

節能減碳與綠色生活的先行者?

墨子談「節用」與「非樂」
減少生活日常消耗的想法,在古代中國的思想家中也有人提倡,就是墨子的「節用」與「非樂」。墨子的刻苦形象深入民心,然而他是真心嚮往或甘心簡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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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a green habit, a better earth." 因著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緣於氣候緊急狀態的問題,「綠色生活」成為現今社會所倡議的重要議題,或透過減少過度生產與消費的生活型態進行「綠色消費」,或透過改變個人微小的生活習慣進行 "21 days for Green"。

這種減少生活日常消耗的想法,在古代中國的思想家中也有人提倡,就是墨子的「節用」與「非樂」。墨子提出「節用」與「非樂」不必然是因著氣候或環境因素,更多的理由是關乎對人類社群生活的責任與愛,以下我們就試試討論墨家思想中的「節用」與「非樂」。

墨子的「節用」:從節約、節制,到節度

墨子講「節用」,不單止有〈節用〉篇上中兩章,還有〈七患〉及〈辭過〉兩篇延續「節用」思想的討論,更具體地從飲食、衣服、居住、舟車、婚姻、用兵等各方面鉅細無遺地詳述「節用」的細則。究竟墨子本着甚麼原則來講「節用」呢?粗略來說,墨子的「節用」有以下三項原則:

(1)「節用」中的「節約」義與「節制」義

《墨子.節用中》:「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1

「節用」的基本原則是「足夠日常所需用」,所強調的是「節」(節約)。然而,墨子提出這個原則卻是極其苛刻與模稜兩可的。

(A)先從苛刻來講,怎樣才算「日用所需用」呢?以飲食為例,墨子指出:

「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2

「飲食之法」在乎於補充血氣體力,強健四肢體能,令視聽感官靈敏。飲食的目的固然在於使身體健康,除此之外,墨子即反對追求任何的山珍海味或烹調,明言:「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3更認為堯帝治世也只愛吃米飯,所有繁瑣的禮儀技法,皆是「聖王弗為」。依此,所謂「日常所需用」僅從實用的功能為界限,要求是苛刻的。

(B)再從模稜兩可來講,「日常所需用」既可以成為某類民眾的必需,卻又可以成為某類百姓的不必要。以兵器為例,墨子指出:

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鉏。不加者,去之。4

兵器的製造全在於預防盜賊,作為軍事防備的作用。以保衞作用來看,兵器講求的正是輕巧、鋒利和堅固,其他不符合軍事防備功能的就應該一律去掉。預防盜賊或軍事防備,似乎都具有正當的儲備作用,符合財產擁有者的必需,可是,如果連食物也不足的無產人士來看,則顯然是並不必需了。

換言之,「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是墨子「節用」的大原則,即是以「足夠日常所需用」為準則,強調的是「節」(節約),即用家(使用者)方面的減少使用,以基本需要為準則。用現代流行的「斷捨離」原則來說,墨子的「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就是: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多餘的廢物,脫離對物品的執著,讓人民僅能夠以「需要」而非用「想要」作生活準則。

然而,單單從「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來說墨子的「節用」卻並不足夠,容易產生苛刻或模稜兩可的問題,是以「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只是墨子「節用」思想中「節」(節約)的一面。墨子「節用」思想的另一面是「用」(可用)。墨子在〈節用中〉的上文下理表述了「節」(節約)還有「用」(可用)的配合,他說

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5

過度生產的產品,最後會變成......?
從生產日常使用工具的角度看,造輪車、制皮革、燒陶器、當木匠等的都具有自己的生產力,「使各從事其所能」即能夠協助整體生產的原則,強調的是「用」(可用),即產家(生產者)方面的恰當製造,以足夠百姓日常使用即可停止生產。配合用家的減少使用來看,則墨子在〈節用中〉所表述的「節用」原則,至少是一體的兩面,即用家方面的「節約」;產家方面的「節制」,兩者至少是互相配合並實施之下而說「節用」。

當然,即使從「用」(可用)的角度來說,仍然並不能完全面對「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的苛刻或模稜兩可的問題,就像自由市場的供求定律,需求與供應的平衡在理想化的情況當然能夠達到最佳狀況,現實上卻常常面對不同的因素影響。在墨子的「節用」思想中並不依賴自由市場的調節性,或生產者與使用者的自覺性,而是從「聖人為政」,以「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作為最高的衡量準則,此即「節用」中的「節度」意義。

(2)「節用」中的「節度」義之一:「聖人為政」

《墨子.節用上》:「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6

墨子所說的「聖人」並非儒家以「成己成物」或道家能「虛己以遊世」的「聖人」(或神人),而是能夠以治理天下為要務的人,即〈兼愛上〉所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墨子「節用」的衡量準則在於「聖人」,而「聖人為政」即本着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兼愛」原則。

所謂「交相利」,從墨子認為「義,利也」的規範式思考之下,「利」並不止於個體間所得互惠互利的效益,更在於「利天下」的整體社會的效益。依此,墨子在〈辭過〉說「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中的「利」,即是整體社會的效益,以社會的整體效益作為處理「節用」的憑據。

墨子在〈節用上〉曾指出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7

對墨子而言,「節用」在各種物質上的處理其實並不困難,困難的僅在於人口數目上的寡少,墨子即舉出「昔者聖王」有「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的法規。這種「聖人為政」的「節用」思考即在於以整體社會的效益為重,從而提出強制性的男性二十要娶;女性十五即嫁的法規,以有「利」於整體社會即可「為」。換言之,墨子「節用」的思考或衡量是「聖人為政」,而「聖人為政」即以整體社會效益為要。

(3)「節用」中的「節度」義之二:「以時生財」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8

「節用」的衡量除了「聖人為政」的效益考慮外,還有以「時」來思考。從財產(產物)的不充足即要反思時令的問題;從食糧的不足夠即要反思節用的問題。換言之,「時」與「用」是具有相連的關係。所謂「以時生財」即著重發展生產,墨子提倡「節用」更從根源上肯認「用」(可用)的重要,是以墨子提出「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9的原則,把生產置於「節用」之前,思考「節用」更理應從根源的生產開始,而墨子認定食物(五穀)為生產最重要的部分,他說:

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10

他遂提倡「以時生財」的原則。由此引伸,墨子說「節用」的衡量實包括「時」的思考,此「時」既是時令(相對於種植)、又是時機(相對於節用)。

綜合而說,墨子說「節用」並非一股腦兒地以減少使用或循環再用為要,墨子對於「節」概念的思考至少具有三個層次,即:節約、節制和節度,「節約」是使用者方面,「節制」是生產者方面,「節度」則是統治者(管理人)的衡量,而「節度」的思量標準,既依重整體社會的效益又以時令時機作配合。由此看來,墨子的「節用」實是具有不同的思考面向。

墨子的「非樂」:從音樂(樸素)到享樂(奢侈)

因為要苦民所苦,就應該要禁絕樂團表演?這是「非樂」的意思嗎?
除了「節用」外,墨子對於物質的使用或消費更提出了「非樂」的想法,所謂「非樂」,不單止從「音樂」來講,更從「享樂」而立論。墨子提倡「非樂」,比較他的「節用」思考,在某程度上更是一種簡樸生活的態度。究竟墨子本於甚麼原則來講「非樂」呢?

墨子本身是一個懂得音樂的人,《禮記・祭統》記載:「墨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呂氏春秋・貴因》也記載:「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作為一位懂樂器的人,墨子對於「樂」的非議就並不是否定音樂(藝術)活動的意義,而是從「節用」的節約、節制與節度來思考「樂」的問題。

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11

從感官的享受,音樂活動或樂器上的鳴奏能夠讓聽眾感覺到快樂,然而,墨子認為這種享受並不能符合「聖人」統治的事務,也不能配合民眾間的整體效益,是以他認定「樂」是不能興起的。

當然,「聖王之事」與「萬民之利」實則都是從整體社會的效益來講,這正是「節度」的思考。墨子認定社會上最大的問題是衣食與勞動,他說:

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12

從「節約」的角度,音樂的享受並不能解決「民之三患」,實不宜隆重興辦音樂等的藝術活動;從「節制」的角度說,無論製作樂器或享受樂團的演奏,所需要的都是損耗整體社會的生產力,墨子甚至列舉了製作樂器、樂團演奏、與眾同樂的欣賞、上古先王的訓誨等論證「為樂非也」。換言之,墨子主張「非樂」實際上是反對一切隆重的樂團演奏,尤其是在整體社會處於貧困的境況,所以,墨子對於音樂並不反對享受,卻嚴正地反對奢侈的「享樂」,此即「為樂非也」。

然而,既然墨子主張「為樂非也」,則墨子是反對藝術等的文化發展嗎?他會否甚至認為文化素養不及飲食飼養重要嗎?

勞思光先生說:

墨子之文化觀,純屬功利主義及實用主義之立場。⋯⋯墨子只知求效用,而不解文化生活之內涵價值,於是一切文化成績皆置於工具標準之下衡量其價值,所『蔽』實即顯現其立場,而其『不知文』則功利主義觀點之必然態度也。13

似乎依據墨子的效益主義思考方式(「兼相愛,交相利」),這種對於文化素養的忽視或以工具化是自然的、直線的推論。可是,墨子真的全然否定了文化素養的重要嗎?作為一個懂得音樂的人,他會完全否定了「樂」的社會功能或文化發展的意義嗎?墨子在〈非樂上〉曾指出:

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14

依此,墨子提倡「為樂非也」具有他自己的時代性或限制性,即社會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況,「民之巨患」在於衣、食及勞動,奢侈地鼓動臣民共同進行「為樂」活動,則既耗費人力物力,又減低應有的生產力。可是,假如在生產力充裕,民眾免卻「民之三患」之下,聖王使用樂器進行文化活動,能夠有如車船的使用,則墨子其實亦持「弗敢非也」的態度。即是說,墨子主張「非樂」並非單純地從工具價值來衡量,而是從時代性及限制性來講,至於墨子是否「不知文」或全然否定文化的內涵價值呢?確實是未能肯定的。

結語:是愛?是責任?還是窮呀?

墨子的刻苦形象深入民心,在《墨子》中既提出「節用」,更提議「非樂」,太史公司馬遷形容墨子思想:「要曰強本節用,則人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然而,墨子提倡「節用」及「非樂」是真心嚮往或甘心簡樸嗎?

從「聖人為政」或「強本節用」的思考來看,墨子實質以「兼相愛,交相利」為原則,而這種以整體社會的效益為重的思想,甚至可以對自身的享受或個體的感受都可以忽略。表面上,墨子以效益主義的思想主導他的整套思想系統(即「墨學十論」)是由於社會的窮困問題;實質上,墨子認為「聖人為政」理應以這種以理智的方式來思考整個社會效益是由於統治者(管理人)的責任問題,即是面對整體社會的問題時,用最具有實效的方法來處理。

根源上,在這種以效益為重的思維方式的背後,乃是抱持着對整個社會(或群體民眾、或人民生命)的關懷與珍惜,這就是推動墨子以「強本節用」的效益主義式思考為實踐關愛之表現。唐君毅先生曾形容墨子這種關愛的實踐是「以義說仁」,即以「愛人必以當求利人」作為「可客觀化普遍化之理」(義),並規範「愛人」(仁)的實踐。15

反觀現代「綠色生活」思潮的提倡,或以現實上的環境破壞、氣候緊急為理由,或從理念上的「大愛」,遍及人類延續、與自然共存的關係為因素。然而,墨子所提出「節用」、「非樂」的減少生活日常消耗做法,既是出於貧窮(民之三患),又是緣於責任(聖人為政),更是源於(中民之利),帶來更具體的與拉近生活距離的理由,或可以為倡議「綠色生活」思潮作出不一樣的思考。

作者
韓曉華
  香港人,學術研究是宋明理學及當代新儒家思想。 有時閱讀,有時寫作,曾出版短篇小說集《念舊:給那些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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