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醫學濟世?抑或是醫學困世?疫症下的一點生命哲學思考 | 哲學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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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濟世?抑或是醫學困世?疫症下的一點生命哲學思考

奧地利哲學家、天主教神父伊萬 ‧ 伊里奇認為,疾病、死亡、戰爭、蟲害、痛症其實是歷史中必然出現的事情,但現代社會發達的醫療系統及財富給了我們一個錯覺,就是,以為它具有新的形狀 (Gest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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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懂醫療史的朋友,該對法國思想家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的《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sation)、《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 等著作不感陌生。本篇將介紹另一位極具爭議性的思想家,奧地利哲學家、天主教神父伊萬 ‧ 伊里奇 (Ivan Illich) 的著作,思考當前武漢肺炎肆虐全球下,我們該怎樣理解公共衛生、醫學、疾病、死亡等議題。

伊萬.伊里奇 (Ivan Illich) (1926-2002)
伊萬.伊里奇 (Ivan Illich) (1926-2002)

首先,本篇不是從流行病學的角度出發。現在,已有不少公共衛生專家教導公眾怎樣保護自己,免受病毒侵襲。他們的建議,無非是我們從小在幼稚園學會的習慣:勤洗手,注意個人衛生,患病時該留在家中多休息、多喝水,以免交叉感染,平日多做帶氧運動增強抵抗力,注意均衡飲食,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不論病毒怎樣進化演變,我們也離不開從小到大在學校學會的個人衛生常識。

那有什麼該好討論呢?社會理論的確不是從實驗室生產出來,但社會學家及哲學家所關注的,是我們人類為什麼有「健康」、「疾病」、「死亡」等概念。我們對疾病及死亡的態度,怎樣隨著醫療科技進步及公共衛生制度的形成,有怎樣的變化,及對我們生活帶來什麼影響。如果不理解這脈絡,那就難以理解伊里奇的著作。

〈醫療的應報〉及普羅米修斯

1974 年,伊里奇在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發表了一篇頗具爭議性的文章,名為〈醫療的應報〉(Medical Nemesis)。全文沒有難懂的醫學知識及實驗報告,但一開首時,伊里奇以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盜火的故事類比現代人面對疾病及醫療的困境。伊里奇認為,人類所受的痛苦,不論是戰爭、飢荒、很多時也是人為的,醫學進步不單只沒有令我們生活更舒適,反而,現代人過份依賴藥物及醫療科技,導致我們有更多病痛。說到這裡,讀者可能覺得伊里奇是瘋狂、反智、反科學的哲學家,胡扯一通,但讀他的著作,必先要有些少歷史視角。

從古至今,人總得與環境互動。古時候,災難臨到時,有兩個選擇,一是接受現實、認命,二是憑直覺去躲避。然而,普羅米修斯就像現代人一樣,不甘順服大自然的力量,總覺得人定勝天,從上天偷取火焰,想征服世界,但卻因此自招橫禍,引來復仇女神涅墨西斯 (Nemesis) 把他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每天派一隻鷹去吃他的肝,但又讓他的肝每天重新長上,使他日日承受被惡鷹啄食肝臟、生不如死的痛苦。

流行病,是現代化的附帶後果

Prometheus 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depicted in a sculpture by Nicolas-Sébastien Adam, 1762 (Louvre)
為什麼伊里奇用希臘神話討論現代醫療制度及疾病?其實,我們就是普羅米修斯,而涅墨西斯就是疾病及我們對疾病所產生的恐懼,是工業化社會發展、人類文明進步帶來的反彈 (backlash of progress)。人類就好像普羅米修斯一樣,我們發展、要控制很多事情,包括我們的身體,但同時,我們的所作所為卻換來大自然的報復。我們一方面要生存,但同時要學懂怎樣面對無處不在卻又看不見的威脅及恐懼,如病毒、傳染病。

伊里奇有一個很大膽的假說。他認為,現代人為什麼越來越多病患,不是我們身體越來越差,而是現代醫療技術進步,人類過份依賴藥物及西醫所引致的惡果。如考查近代歷史,我們便知道,隨著工業化及城巿發展,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區,爆發傳染病的風險也就相應增加。人類要偷取火焰,急速發展,結果是換來大自然的報復。未有科學知識時,古時候人類把死亡及危疾理解為外來力量的介入,例如聖經出埃及記的十災,把災難視之為上帝對人類惡行的懲罰,並不會像現代人一般,透過發明各式各樣的技術,嘗試阻擋災難的來臨。但如細心理解古時人類把災難說成是天遣的論述,其實有點像道家的陰陽平衡之說,大自然是有其法則,正所謂物極必反,這與近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權威袁國勇教授於香港明報撰文,批評中國人濫捕濫殺野生動物導致病毒變種、自招惡果,不謀而合。

伊里奇指出,科技進步,導致人有錯覺認為我們可操控一切。例如,有了抗生素,有了疫苗,便不用擔心傷風感冒,不用戒口,不用注意飲食均衡,因為萬事皆有醫生,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保險,只要花得起錢,我們便可以安寢無憂,不用承擔風險。其實,這邏輯就是濫藥、疾病的始作俑者。也許港台的讀者會認為,因為西方社會道德敗壞,才會有這麼多濫藥吸毒的情況。其實,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不少嚴重濫藥的人,本身並非一時好奇才會服用可卡因、海洛英等危險藥物。很多時,他們初時只是有很輕微的症狀,例如覺得頭暈、失眠。但有些病人過份依賴藥物,對本來的藥物產生抗藥性,便不斷尋求新的、藥性更強的藥物滿足自己需要,去操控、管理痛苦。結果,其實是把控制自己身體的能力斷送給醫療制度。

伊里奇認為,疾病、死亡、戰爭、蟲害、痛症其實是歷史中必然出現的事情,但現代社會發達的醫療系統及財富給了我們一個錯覺,就是,以為它具有新的形狀 (Gestalt)。現代人就像普羅米修斯一樣,既受醫療科技(涅墨西斯)的折磨,但同時又要依賴它拯救我們。

消滅病痛?還是逃避死亡?

《涅墨西斯》
《涅墨西斯》由阿爾弗雷德·雷特爾於1837年所繪的油畫。復仇女神總是手擎火炬、鞭子和長矛,有時她們還會帶翼出現。
伊里奇的分析主要以西方社會為主,但他的結論與亞洲及其他地方曾經歷過的變化,也有不少吻合之處。文中最為具爭議的,就是關於「痛苦」的歷史。伊里奇認為,人類懂得說出自己的感覺,在歷史上是一件很近期的事。而人類懂得用語言說出自己的感覺,是現代人才會有的行為。但用語言說出自己的感覺也存在限制。比方說,你給蜜蜂刺中,可以說是「痛」,需要藥物。你失戀,飲了不少酒導致頭痛,也是一種痛。你失眠,有偏頭痛,便要求醫生處方。我不開心,精神科醫生斷定你患了抑鬱,需要服用抗抑鬱藥。但藥物也會帶來很多副作用,引來一些併發症。故此,伊里奇認為,現代人的疾病很多也是醫源病 (iatrogenic diseases),例如,2003 年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病人服用高劑量類固醇後導致骨枯。

過往,人類不會這麼花太大氣力、精神、科技嘗試去管理甚至消滅痛苦這感覺,但隨著醫療進步,我們有了不少藥物,如止痛藥、麻醉藥等,人對痛苦及死亡就有了不同的態度。伊里奇認為,自 18 世紀開始,在資產階級裡,人類開始有「自然而死」(natural death) 的觀念,皆因我們很想消滅痛苦,甚至是想把死亡據為己有 (expropriation of death)。不想看到自己死亡時那痛苦的掙扎(例如,不想自己成為肺炎下,倒在街頭的死屍),想長壽而終,希望自己死亡時像睡覺一樣那樣安祥。

結果是,這種逃避痛苦及疾病的慾望帶來了各式各樣的商品、藥物、服務及消費,間接開啟了醫療體系對人類生活的控制,也同時令我們的生活更惶恐不安。然而,現實正如另一位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所言,我們其實是「向死的存有」(德文:Sein zum Tode,英譯:being-towards-death),一誕生世上後,也面向同一個終點,就是死亡。認為理想世界就是沒有疾病、沒有病痛,就好像幻想自己活在沒有死亡的國度一樣,是不切實際的。

結論

伊里奇的其他著作也極具爭議,例如,他的《去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 被視為反教育、反學校體制、鼓吹在家教育 (home schooling) 及教育巿場化及私有化的理論。但筆者認為,伊里奇的著作以他在美國社會生活及觀察所得而得出的回應,他的觀點其實更接近傅柯及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所關心的是規訓社會 (disciplinary society) 及控制社會 (society of control),而並非鼓勵讀者反對教育、反對人們接受治療。

時至今日,在中國大陸看見的社會信用系統,在美國及澳洲看見以「大數據」(big data) 巧立名目不,斷透過量化考試操控教育系統,動輒鼓勵民眾購買私家醫療保險驗身,這些才是我們該擔心的地方。新型冠狀病毒,及各國所實施的檢疫措施,確是值得關注,但更當注意的,是我們的生活是否被醫療化 (medicalised),我們是否仍然以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想擊敗疾病但卻又不知道自己竟淪為醫療體系操控著的對象。正如有些神經緊張的家長,因為自己的小孩稍微頑皮便認定他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而要求醫生開服精神科藥物一樣。現在令人人心惶惶的武漢肺炎,終有一天會過去,但我們對疾病、醫藥、健康、身體、公共衛生、死亡的態度有沒有改變?

今天,人人講求社交距離 (social distancing)、忙著使用 Zoom, Skype for Business, Collaborate Ultra 等軟件的在家教育年代裡,值得重讀伊里奇對生死、疾病的哲學。

香港人,正在修讀哲學博士,平日喜歡閱讀精神分析及後結構主義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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