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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們與惡的距離》談人心的軟弱與承擔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就是我們與「心」的距離,越是能相信人心(性)的一點靈明,越能在人生為難處不被「情」所阻礙。而這樣的信任距離是需要透過鍛鍊自己那軟弱的人心(性)才可能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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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最夯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堪稱台灣電視劇中的經典,經典的劇就是不管時間多久,其內容都值得一再思索。康寧1曾對此劇寫了一篇有意思的劇評《殺人犯與聖人只有一線之隔?《我們與惡的距離》所引發的哲學與心理學之思考 》,文中以天臺宗的「修惡」思想為主軸,強調天臺宗企圖打破人對善惡截然二分、「推崇善、排斥惡」的偏執。因此天臺宗強調,在修行實踐上,人應該不刻意追求無惡之善,而是正視人性中具有的惡,不以壓抑、排斥的方式去克服所謂的「惡」,透過「修惡」凝視黑暗、正視內心的怪物,如此我們才能平和的看待人所表現的各種狀態。康寧此篇分析著重於那些極度「推崇善、排斥惡」所產生出來的扭曲人性,反而是另一種惡的彰顯,故以此文提出省思。

「推崇善、排斥惡」的曲解觀點類似宋明理學心性論中被誤解的「存天理、去人欲」,故我這篇同樣針對《我們與惡的距離》,卻將重點放在宋明理學與儒家觀念,來說明為何有惡,而我們又應如何能讓自己遠離惡。

人性=人心嗎?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到底是指「人性」?還是「人心」?

人性善惡,是中國哲學最常處理的問題。而人心的注意,卻直到宋明理學家張載的「心統性情」說才被儒家學者具體討論。張載說:「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2意思是說,生出本具的,與外顯為用的。而這概念被朱熹於《中庸》扣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並深化討論「已發」、「未發」的觀點。他認為:「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故曰心統性情。」3換句話說,心在朱熹的觀點中有「已發的情」,與「未發的道性」兩個層次。

陳來提醒:

的未發已發是區別心理活動及其狀態的兩個階段,這裡的已發未發是同一層次的概念。而性情未發已發則是與體用相同的概念,兩個不但在實際上有過程的區別,層次也不相同。4

換句話說,「已發」、「未發」的討論應先釐清是放在「狀態」上做討論,還是「體用」上做討論。若是由「狀態」來看,皆為一心狀態的呈現,是同一層次;若是「體用」5來看,則「性即天理」,「情為發用」。而面對這發動之情,朱熹認為應涵養情的發動於還沒發動前,以「存養」為變化氣質的重要工夫;《朱熹語類 中庸一》言「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6但此解說所延伸出去的是後世對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誤解說法。在此,朱熹所說的「欲」為耳目口舌,外在物質的「私慾」;若是合於「天理」的「欲」則不須斷戒。

陸九淵王陽明所認同的是「心即是理」;心動,性自然顯現,所表現的皆為天理。無朱熹所謂心性分疏的狀況,故王陽明言:

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囗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7

換句話說,王陽明所指的「心」並非具體心臟的意思,而是那驅動人的最初始之精神,而這精神同時也是「性」與「天理」。因此,由體用來看,「喜怒哀樂」對朱熹來是屬於「用」,須透過「存養」來涵養把持其適切;對王陽明來說「喜怒哀樂」並沒有所謂的體用二分,只是心之暫蔽,暫蔽之去除時此情與性跟天理是相同的。

回到《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劇,這邊的惡到底是指「人性惡」?還是「人心惡」?在朱熹看來此「惡」是放在「體用」的不適切所產生出來的狀態,人心、人性不會惡,會表現惡的只是「情」。所以《我們與惡的距離》這惡,落在朱熹的脈絡下則是指感性的情,是人心中發動後無法適切合宜表達所產生出來的一種用。而王陽明則是認為「人性」的討論與「人心」相同,七情六欲的表現都只是良知暫時的遮蔽,就像烏雲暫時遮蔽陽光一樣,但這暫時的烏雲並不能完全遮去陽光,只要良知自覺體現本然的存在,即使有烏雲,良知還是能顯現: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目,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8

但若是拋卻良知,恣意妄為的情感,非人所應有的表現。換句話說,朱熹與王陽明都承認有「情」的存在,只是在面對「情」的處理工夫不同而已;朱熹要求未發(還沒外顯,未指向明確事物)時的「存養」,已發(已經外顯,有指向明確事物)後「格物致知」的兩層工夫,王陽明則沒有分已發未發,皆以「良知自覺」為工夫。9

所以人心(性)到底是善?還是惡?這真是一個中國哲學千古爭論的議題,架空的下定論並沒有意義,或許我們能透過《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所展現出人心(性)不同層次的方式,協助我們開展對於人心(性)狀態不同層次的理解。透過戲劇中人物的幻化,讓「人性」、「人心」得以具體有層次地展現在大眾面前,使得人性中顯微的情感更容易讓人理解,進而反思現實之中,我們是否能如《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角色般展現良知漸現的善性?

人心為何會軟弱

為何我覺得良知是「漸現」,而非「頓現」?那是因為我不否定「情」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我肯定人心會軟弱。而良知「漸現」是依靠著無數次面對選擇時,願意向道德靠攏的累積,才有可能有「頓現」的靈明;換句話說,這樣的「漸現」其實每一次都是微小「頓現」的軌跡。

依照王陽明的說法,人心軟弱乃是良心被那一點烏雲暫時遮蔽。對王陽明來說,抑或多數的儒學研究者來說會相信人心(性)(良知)是好的,但因為一些外在條件,而有惡的產生。是什麼條件會讓心(性)有惡的產生?讓每個人都變成「丁美媚」呢?

在劇中作為死刑犯辯護律師王赦的太太丁美媚,對於王赦的工作一直有所意見,她無法真正理解王赦在面對這些殺人犯時,還願意在法庭上為他們辯護的心情,這樣不認同的態度最終導致了她因為恐懼被歧視、恐嚇而搬回娘家。搬回娘家是一種對王赦工作的抗議,但更多的是表現在她生活中對於周邊陌生人的懷疑,而這樣的懷疑讓她陷入極度不安的生活情緒中。而丁美媚這些不安與懷疑我認為就是「無知」與「心靈軟弱」。

多數的恐懼來自於「無知」,換句話說,就是在知識缺乏的情況下依照片段,掌握部分資訊,並且不斷強化確認偏誤所導致的恐懼。以這次武漢肺炎的事件來看,剛開始由武漢地區所爆發出去的新型冠狀病毒,就因外界對於其感染源無法掌握(知識缺乏),以至於在鎖定解決與隔離的處理方式上使得人心惶惶。而台灣在 2020 年 1 月 21 日通報一例確診後,爆發了口罩搶購潮。搶購的原因不外乎「無知的恐懼」;因為我們在不清楚感染源、推測可能人傳人的各種雜訊下,只能先透過自己能掌握的保護方式(部分知識推測),來降低無知所帶來的不安感。但真正降低恐懼的方式應該是要對某件事物有相對程度的理解,並且試圖不讓自己落入確認偏誤的錯誤,懂得由多方管道取得具有公信力的專業知識,內心的不安感才會在某種程度上獲得相對的排解。

人心為何會軟弱?我認為除了「無知」,再來就是「心靈軟弱」;「心靈軟弱」是對自我狀態理解的差距,進而產生出的不安感。換句話說,你越是知道自己的能耐、原則、人性樣態,越能在面對為難時站出有力量的態度;而這都源自於你對你自己的認知,與你對自己的心能承擔起多少失誤的認知。譬如:不管是強調必須戴口罩的台北市長柯文哲10,抑或疾管署呼籲的健康民眾不用時時戴口罩,只有出現呼吸道症狀的才需戴口罩11,這兩個論點不管你相信或支持哪一個,最少我們在這對立觀點的兩方都看到他們對於自我理解的「自信心」,這樣的「明確態度」顯示出來的是他們承擔得起他們的認知。

心會軟弱並不可恥,重點是我們願意對這可能會軟弱的心進行鍛鍊,而這才是儒家所在意的;故有孟子的「求放心」,王陽明的「至良知」。那我們應當如何鍛鍊我們的心,就先從「心能夠承擔多少」來評估。

什麼是「自我認識」?以《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角色為例

心能夠承擔多少,要如何評估?我認為唯有透過具體事件,認真思索自己所能交出的「相信」有多少,來反過來檢視自己「心」的承受能耐。換句話說,所謂的「相信」其實就是對「自己所相信的某東西」評估「破滅後」,其心理狀態的承擔評估;承擔得起,願意交出去的「相信」,才是真的「相信」;也是具有力量的關係給予。而在劇中:

宋喬安「承擔不起」沒有兒子的生活

劉朝國「承擔不起」太太封閉的情緒

李大芝「承擔不起」我是殺人犯妹妹的標籤

應思聰「承擔不起」自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

丁美媚「承擔不起」犯人只是罪人

劉天晴「承擔不起」沒有哥哥的生活12

這些所有的「承擔不起」都來自於在生活中從來沒有對這件事情有過預想。這些突發事件幾乎是他們不曾想像的「歧出人生」,幾乎很自然的,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就作出承擔得起的反應。承擔不起所顯現出來的直接情緒是「恐懼」、「逃避」或是「痲痹」。在第一時間連直視傷口的勇氣都沒有,還談什麼承擔得起的自我信任呢?

在劇中宋喬安「承擔不起」沒有兒子的生活,自己在心中無法面對應該在現場卻不在現場的愧疚;不要說相信的層次,她甚至連自己都拒絕了自己。所以她透過酗酒、狂工作來「逃避」、「痲痹」自己,同理心消失,對家人也好,對同事也好,每天像刺蝟一樣,她的惡是一種同理心消失的惡,同理心是一種認知的關閉,切斷你與外物的連結,就如同王陽明認為良知那「一點靈明」的斷裂。王陽明曾於《大學問》提到:

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13

同理心是你在意除了你之外的他物,而這就是儒家所說的「仁」,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同理心的消失,其實就代表你放棄了「仁」的彰顯,你可以說他是一種人性的「匱乏」,是一種「惡」的呈現。

劉昭國「承擔不起」太太(宋喬安)封閉的情緒,他在太太的情緒中不得其門而入,沒有辦法也就不相信自己能讓太太回到原初,他的惡是一種無法作為無力感的惡。

李大芝「承擔不起」自己是殺人犯妹妹,正如同編劇在原著劇本中所強調的「標籤」,大芝承擔不起去標籤的過程,她對大眾沒信心,連帶地對「自己有可能承擔」也沒了相信,她經歷過「痲痹」、「逃避」的狀態,在哥哥死後又面臨「恐懼」,她的惡是放棄自己的惡。

先認識自己才能有承擔

應思聰幾乎是對照著李曉明而相互呼應的角色,思聰從發病一直到最後第十集,都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我?」相較於李曉明「想要完成那自我」的主動性是不同的。回應「為什麼是我?」,宋喬平給了一個非常哲學的答案:「可能因為你特別勇敢吧!」

其實這裡的「勇敢」,換句話說就是你比別人「承擔得起!」

「相信」的承擔評估並不容易,除了對事件知識上的理解外,還有你必須要「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優點,也明白自己的缺點。

「認識自己」出自希臘中部德爾斐地區的阿波羅神廟,廟中石碑上的三句箴言之一;也同時被蘇格拉底發揚光大。但對蘇格拉底,亦或整個西方哲學來說,這「認識自己」是放在「知識」性的理解:理解自己原來並不如自己原先所想像的那樣,能清楚認知到自己對已知事物的知識性掌握,故在學習時要謙虛、要全面周延、要自我質疑然後修正。然而「認識自己」對儒家或是東方哲學來說,其實是放在「修養」的提升上來精進,理解自己的能耐、樣貌、脾氣,然後不斷的自我提升到明瞭自己在天地中、人我間的份位,而後不卑不亢的面對自己所處的環境。這種學習非常內在。

而能夠「勇敢」其實就是想清楚自己在天地中、人我間應該拿出的態度為何,然後不卑不亢、不怨天由人的承擔下來。

認識了才能(真正)接受

王赦與應思悅是在劇中,面對為難處最快拿出有「相信」之力量的人。王赦在跟妻子(丁美媚)坦白自己真心喜歡擔任法扶律師的原因,來自於小時候失序的童年,這過程表現出王赦擁抱與接受過去的自己。因為接受了,「自己要是什麼樣子」就非常清楚。所以在李曉明被槍決的當晚,王赦喝醉到岳父家找太太,最後離開前哭著說「離婚協議書我簽好給你」時,他其實在為那完整的自己做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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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念那個有著溫暖笑容的你
在李曉明被槍決前,王赦其實在「太太的期望」與「忠於自己的工作」間含混帶過,期望著太太能理解他堅持擁抱雖有缺點但完整的自己。所以當太太以離婚協議書作要脅時,他其實從來沒有認真思量過,始終抱著僥倖的心態與對太太的期待。但李曉明被槍決讓他決定堅持擁抱完整的自己。擁抱自己卻不被認同,最後被逼著割捨本性的結果,是王赦在失去第二個孩子後,由自己最愛的法扶案件轉而去接一般法律的案件,那時的他很不快樂,像個找不到回家路的孩子,他太太看出來了,所以才在最後對王赦說「我懷念那個有著溫暖笑容的你」。

「接受自己」代表對自己有足夠的理解,這理解必須經過一定的認識、否定、坦白的過程,最後喜愛自己。當喜愛的自己不被他人喜愛時,這時候就是要思考「他者」(外於己的所有事物,不只侷限於人)與「自身」的關係,而「他者」與「自身」的關係會影響你判斷「承擔」。李大芝在真心接受自己哥哥是殺人犯後,才真正擁抱「殺人犯妹妹」的標籤,正視她與其他人的關係(以前只是逃避)。而她能夠正視,很大的觸媒是觀看應思悅面對弟弟發病時,一路走來的迷惘與勇敢。

去標籤是一個漫長的學習

《我們與惡的距離》發行的劇本中,以去除標籤為論說主軸。而想要去除標籤唯有當人願意正視「他者」與「自身」的關係時才有機會去標籤。所謂的「去標籤」不只是去除「壞」的標籤而已,而是連同「好」的也一起去除(譬如:XX名校畢業、白領職業……),願意剝去外在價值看法,用探詢本質的方式去認識每一個人,那樣的認識才有意義,不然我們所有對「他者」的認識,只停留是於他身上的社會化符號而已。劇中其實反覆提到:不要用「看惡人」的標籤去看這些「罪人」。

你看別人是惡人,其實反問自身,自己常常所做的小事情,也沒有離惡有多遠的距離。人往往會將承擔不起的東西往外推,不先思索自己有問題,而是先懷疑社會、世界、他人有問題。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反應,我認為不是人性本惡,而是「人心軟弱」;否定自己跟接受自己一樣須要理性地思索與判斷,這過程太漫長與痛苦,所以先質疑別人吧!

所以《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就是我們與「心」的距離,越是能相信人心(性)的一點靈明,越能在人生為難處不被「情」所阻礙。而這樣的信任距離是需要透過鍛鍊自己那軟弱的人心(性)才可能消弭。在學習去除自己或別人的標籤之前,先鍛鍊自己的心智,評估自己能承擔多少的「相信破滅」,然後承認、擁抱自己之所以無法承擔的原因,就像劉昭國帶著宋喬安重回戲院,宋喬安大哭的那一幕一樣。能夠承認、擁抱自己之所以無法承擔的原因後,就能在面對每個事件,做出有力量的「相信」。

人性僅於為難處彰顯

架空的討論「人性善」或「人性惡」是沒有具體價值的。「人性善」或「人性惡」的討論永遠都必須落在實在的主體上觀看。觀看每個主體在那抉擇處所彰顯出來人性最赤裸的面貌,這樣討論「人性」才有意義。所以孟子才會用「孺子(小孩子)將入於井」這場景來做「惻隱之心」的人性凸顯。這就是把人性落在抉擇處討論。

但每個為難一定都要如此驚悚才能彰顯人心(性)嗎?最少對儒家來說,人心(性)的張顯是落在日常顯微處的抉擇,日常累積良善抉擇的習慣,會在生死攸關的當下,激發純良的善性;當然,若日常累積的抉擇往往游移不定,在面對生死攸關,公、私利相混時,期待他做出良善抉擇,就像一場豪賭的盲從相信。所以儒家才會如此看重日常修養,讓良善成為習慣

《我們與惡的距離》最終突顯出編劇相信人心(性)的真義是良善的。但這良善是在每個顯微的抉擇處,深思熟慮,涓滴成細流的向良善靠攏一點而造成的結果。而「人性惡」的結果也是如此產生;在每個顯微的抉擇處,深思熟慮,涓滴成細流的另一種結果。所以「人心危微」,從一開始以至於中間每個抉擇關口,你的心有多少承擔的能耐,其實都導向不同程度與善惡的距離。而這齣2019年的台劇,深刻展示了每個人,人心的不同耐受度,透過看劇的過程中,引出深刻的反思。

  • 1. 陳康寧,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哲學新媒體作家。
  • 2. 《張子語錄·後錄下》
  • 3. 《朱子語類》卷九十八
  • 4.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 178-179。
  • 5. 體用的說法為東方哲學特有的二分說明,以土田健次郎在《道學之形成》所做的解釋為:「作為哲學概念的『體用』,基本是在兩種意義上被使用。一是指本質(體)和具體的顯現(用),程頤的用法屬此。一是指形體(體)及其機能、屬性(用),如唐代《易》注之類。這兩種用法基本上都有把原本統一的對象分看為兩方面原理的屬性。」土田健次郎著,朱剛譯,《道學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2010年, 頁251。
  • 6.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漢代之後 -> 宋明 -> 朱子語類 -> 中庸一 -> 第一章
  • 7. 王陽明,《傳習錄》,台北:好優文化,2019年,頁172。
  • 8. 王陽明,《傳習錄》,台北:好優文化,2019年,頁450。
  • 9. 關於朱熹已發未發的探究,可以參考李承煥,〈朱子修養論中未發的涵義- 心理哲學的過程及道德心理學上的涵義〉。
  • 10. 參見新聞報導:影/戴口罩惹議!柯文哲:我是醫生、別懷疑我的專業/
  • 11. 參見新聞報導:全台掀口罩之荒 疾管署為何呼籲「健康民眾不需一律戴口罩」?
  • 12. 《我們與惡的距離》角色介紹請參見此
  • 13.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大學問
學習哲學是我期望自己提升對藝術理解的路徑,卻意外的沉浸於這門學科。 就像我原本認為爬山是項鍛鍊身體的運動,卻意外讓山林走入我的生命裡。 我的專業研究是儒...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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