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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思想最重要的哲學作品
我們如何以政治行動愛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可以從如此複雜的作品裡抽取一個核心主題的話,那麼它應該是要提醒人們政治的重要性、對於我們的政治能力的正確認知,以及這些能力可能招致的危險和提供的機會。」{\textemdash}{\textemdash}瑪格麗特-卡諾凡(Margaret Canovan,本書導讀者,政治理論家)

「該書旨在喚醒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他人的等待之中來到世上,並且被賦予一種創造奇蹟的力量,成就不朽的可能{\textemdash}{\textemdash}同時也提醒讀者,逝者的託付實際上存在風險,畢竟,人世間是由活人所主導的世界,雖然他們可以傳頌逝者的豐功偉業或致力於完成未竟的宏圖,但也可以決定在歷史上翻頁,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textemdash}{\textemdash}葉浩(本書導讀者,政大政治系副教授)

本書是一代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最重要的思想拼圖,試圖帶領讀者重返政治哲學的原初條件:政治是關乎眾人之事,每個人都可以帶著思考去行動、啟動新的事物,儘管彼此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偶然而不可測的。amor mundi(愛這個世界)則是鄂蘭設定的原始書名,指出了閱讀切點,以及她對於基督教神學源頭奧古斯丁思想的長期思索,關乎我們如何去愛這個塵世。

對於鄂蘭來說,人類是在啟動事物和一連串事件的意義下行動的生物,縱使能量微弱且不斷面臨各種困境,但我們永遠都可以採取進一步行動,改變或轉化那些看似無法避免的歷程。透過寬恕與承諾,我們永遠有機會解決過往之不義並興起未來之不朽,也永遠面對著黑暗與不可測知的災難;而對於這樣的開放性結局選擇奮戰不懈,正是我們以政治行動愛世界的方式。

《人的條件》是漢娜-鄂蘭除了《極權主義的起源》以外最重要的代表作,雖然是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作品,讀來卻讓人覺得和當代處境息息相關。鄂蘭從人類的行為層面去探討人性,指出一個弔詭問題:隨著科技和人文研究,人類的權力增加了,卻對行為的結果越來越束手無策。書中探討從古代猶太人、希臘人、羅馬人到馬克思、尼采的西方思想史,以診斷「人類的條件」。幾乎每一頁都在提醒我們省思「人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她對現代社會的批評一針見血,她說,行為主義者讓人害怕的地方不是因為他們是錯的,而是因為他們可能是對的,我們人類只剩下功能性思考而已。《人的條件》是政治和社會理論的永恆經典。

鄂蘭區分構成人類條件(不只是思考而已)的行為:勞動、工作和行動。「勞動」是一個奴隸或是自然狀態下的人必須做的事:勞其筋骨以換得一日溫飽。「工作」是一個工匠會做的事,透過身體的辛勞表現出個人的自我認同。「行動」則是人在人群裡會做的事,思考和說話,發明和想像,以得到其他人的尊敬。

鄂蘭認為,行為是脆弱的、單薄的、不可預期的,而且覆水難收的。因為行為,\ 人類才能生生不息,但是也因為行為,人類面對不可預計的危險。「人的條件不僅僅是指有生命的人的條件。人總是處在一定條件下的生物,因為任何 事物只要與人發生牽連,就會馬上成為人生存的一種條件。人的活動創造了種種事物, 並進而構成了行為生命(vita activa)所在的這個世界;人們總是在與生俱來的既有條件之外,或是在這些條件之中,再創造出他們自身的一些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人的產生和發展進程中具有和自然環境一樣的約束力。無論什麼事物,一旦和人的生命發生沾染或形成比較持久的關係,就會產生作為人的某種生存條件的特性。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千方百計卻始終無法擺脫束縛的原因。不管是因為自身的認同而被融入這個世界,還是因為人力的作用而被吸納進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最終都將構成人類生存條件的一部分。人所感受到的現實世界對其存在的影響就是一種約束力。世界的外在客觀性(目的性或物性) 與人的條件互補;客觀事物不可或缺,因為人的存在總是一定條件下的存在,如果這些事物不能構成約束人存在的條件,那麼它們只能算是一堆毫無關聯的雜物,而非我們現在所認知的世界」。

}, isbn = {9789862729564}, author = {Hannah Arendt and 漢娜, 鄂蘭} } @book {79196, title =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year = {2013}, publisher = {玉山社}, organization = {玉山社}, abstract =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六年後的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審判的主角阿道夫.艾希曼 (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尤太問題」的執行者之一,雖然並非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尤太人滅絕上仍扮演重要角色。

國際著名政治學者漢娜.鄂蘭全程參與此次的審判活動,透過現場的實際觀察,以及對歷史的大量分析,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邪惡本身並非 得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本書在1963年出版後,受到廣大注意,也引起許多反彈。 但即使經過數十年後,這本書依然是理解尤太歷史、納粹德國,甚至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作品。

}, keywords = {邪惡的平庸性, 阿道夫.艾希曼}, issn = {9789862940570}, url =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philomedium/products/0010594637?utm_source=philomedium\&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1504}, author = {漢娜, 鄂蘭 and Hannah Arendt and 施, 奕如} } @book {79731, title = {極權主義的起源}, year = {2009}, publisher = {左岸文化}, organization = {左岸文化}, abstract = {

極權主義運動想像出一個的謊言世界,與其說是滿足現實的需要,不如說是滿足了人類心靈的需要;通過純粹的想像,使失根的群眾能夠感到自在,並且免除真實生活和實際經驗對人類存在及其期望之永無止境的震撼。

本書手稿於一九四九年完成,主要分析對象是二十世紀人類的政治災難--極權主義。極權主義一詞對早出現於一九二五年,強調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與控制,包括德國的納粹主義和蘇聯史達林的共產主義。依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

過去任何專制獨裁,無論如何殘暴,都沒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但極權主義的侵略性並非產生於對權力的渴望,既不是為了擴張,也不是為了利益,而只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使世界達到連貫一致,證明它的各方面的意義是正確的。

本書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猶主義」說明十九世紀中,西歐反猶主義的興起;第二部分「帝國主義」檢視自一八八四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歐洲殖民帝國主義;第三部分「極權主義」處理極權主義運動和政府的組織及運作,將焦點放在納粹德國和史達林統治下的蘇俄。

本書被公認是極權主義系統研究的開山之作。它與一九四四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九四五年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九四九年歐威爾的《1984》一樣,是那一代飽受戰亂的知識分子對極權政權與烏托邦思想主要的反思成果。

本書特色

不管在中國或台灣,「極權主義」都影響著我們這一代人;台灣經過的是兩蔣的威權統治,中國則是在文革時代感受到領導者者鋪天蓋地的統治方式。本書以納粹德國與蘇聯為範本,是為討論極權主義時不可缺少的經典理論。在台灣絕版多年,在中國一度為禁忌話題。

左岸自2009年7月以來出版書籍一直關注兩個方向:新強權(中國)與舊強權(德國、美國、英國),適逢《極權主義起源》成書六十年,我們找來三位政治專業譯者重新審定,企盼本書讓讀者認識鄂蘭深邃的歷史與政治研究,對當前的國際政治變化能有更深刻的觀察。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

(1906-1975),出生於德國漢諾威,大學時代在馬堡大學受教於海德格,之後在海德堡大學接受雅斯培的指導。1933年納粹上台後,因為猶太人的身分,她流亡自巴黎,二戰爆發後前往美國,歸化成美國公民,並先後在UCLA、普林斯頓大學、紐約社會研究所新學院任教

鄂蘭著作豐富,當中《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奠定了她政治哲學家的地位;《人類的處境》(1958)提出勞動、創作與行動三者的區別;《論革命》(1962)比較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探討罪惡的平庸性與公民在極權統治下的個人責任;《黑暗時代群像》(1968)描寫十一位知識分子的思想與作為;《共和危機》(1969)思考政治謊言、公民不服從與暴力的問題;身後出版的《心智生命》(1978)則以人類的三種心智活動:思考、意志與判斷,隱約呼應康德的三大批判理判。

從來不想成為「公眾人物」的鄂蘭,在1975年因對歐洲文化的貢獻獲頒松尼獎,曾獲得這個獎項的學者還有羅素(1960)、卡爾.波普(1973)西蒙.波娃(1983)以及哈伯馬斯(1987)。

譯者簡介

林驤華

復旦大學教授

}, isbn = {9789866723285}, author = {漢娜, 鄂蘭 and Hannah Arendt} }